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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忙！累！”尽管在很多人眼里，高校老师是一个既体面又自在的职业，但31岁的名校博士、西南某高校人文学院教师陈林还是毫不犹豫地用这三个字概括了自己的工作。
繁多的教学任务、沉重的科研压力、再加上些年轻教师或多或少需要承担的行政工作，刚刚走上讲台三年的陈林坦言“职业倦怠感有了，学术研究水平却提高有限”，他最怀念的还是在读博士期间用四年时间潜心向学，反复打磨、锤炼一篇论文的时光。
近日，距他千里之外的吉林大学，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提上日程。吉林大学宣布，每年遴选20位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进行全薪学术休假，休假期一年；在学术休假期内，不参与学校学术评价。学术休假“试水”，似乎让陈林的向往更贴近现实了一些。有人认为，这能帮助抑制学术研究一味求多求快的浮躁，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从国外舶来的学术休假制度能否在国内顺利实施？实施细则是否科学？制度保障是否健全？实施效果又如何？能否刹住学术“快”车？一连串的问题引来公众热议。
权利不能变“福利”
“太好了！大学老师太需要沉淀思想、放缓步伐的学术时间了。”听到吉林大学探索学术休假制度的消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王贵贤很兴奋，他觉得这事在知识折旧加快的今天很有必要，“学生思想越来越多样，视野越来越开阔，对老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不及时充电、提升，站在讲台上都没有底气。”
“少了沉下去的心境”是陈林对自己工作状态的真实描述。“两个学期要带四个大班，备课占掉相当多的时间，我还兼任班主任，学生的琐事也不少，看书学习的时间反而少了。”2005年发布的一份“中国工作懈怠指数调查报告”则显示，在15个行业的倦怠指数调查中，大学教师的倦怠程度高居第三位。
充电、浮躁、倦怠……职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让学术休假成为实现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成为不少大学老师翘首以待的好“福利”。
在国外，这一看似“开先河”的举措不是新鲜事儿。据了解，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由哈佛大学于1880年首创，经100多年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已经实现了高度制度化，演变为针对所有教师的一项普遍权利。其制度解释为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每隔一定年限、在全薪或减薪的情况下，允许研究者外出休整一年或稍短的时间；休假结束后，教师被要求必须回原学校服务，并提交学术休假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林杰向记者介绍，从已实施学术休假国家的经验来看，学术休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促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国内也早已开始了引进学术休假制度的尝试。
作为先行者，教育部于1996年就设立了“春晖计划”，利用海外杰出人才的学术休假进行“柔性引进”；2000年底又增设了“春晖计划”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而第一批被列入该计划接收学术休假人才的高校也因此尝到了“甜头”。据统计，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先后提出了类似的设想。
既然引入已久，实施效果又如何？为何陈林们仍是对这一已经“潜伏”在自己身边八年已久的制度知之甚少？
为此，记者采访了上述高校的部分老师，不少人表示从未享受过学术休假待遇，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学校曾经颁布过这样的规定。记者致电相关部门，得到的也只是“不便多说”的结论。
而记者在西南某高校网站上却看到了“学术休假”的另一种面貌。在该校由人事处统一组织的为期7天的“学术休假”中，路线为对一个著名的长寿村及其他著名景点的考察，“学术味儿”只体现在与该地政府第一天的“法制建设座谈会”上。
当促进职业发展的权利变身为度假福利时，这样的“学术休假”也被网友指责为“表面文章”。
“究其实质，学术休假应该是与学者更大学术能力、更高学术水平相关联的。其形式是个人的、独立的、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不是学术休假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教授洪成文对此如是评述。
需要完善更多细节
也正因为此，吉林大学此次推出的学术休假制度，承载了众多人的期待。
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杨增岽在第一时间就研读了吉大的相关规定，他说，自己是讲师，在学术休假“从教授中遴选”的规定之外。此前也有媒体表示致电吉大相关部门时，得到的却是“只有大体框架，相关细节还没有弄清”的回应。记者也注意到，就在吉大的“学术休假令”颁发后的几天，又有5所院校相继出台了类似“只有大体框架”的规定。
“学术休假不是寒暑假，一放了之，一纸规定了之。真施行起来，对高校各方面的管理工作都会产生影响。”在林杰看来，对于准备实行学术休假的学校，不管是在人事安排、申请资格、休假待遇，还是在工龄计算上，细节考虑越多、越完善，越好。
“没有细节，就缺乏可操作性，留给学校职能部门的解释权就会变得宽泛。”洪成文认为，最起码要首先解决“谁有权享受”和“享受的权利到底有多大”的问题。而再往后，值得推敲的问题还很多，谁买单、谁管理、谁监督、谁评估……只有在制度和细则设定上科学、合理，学术休假制度才有可能落地生根。
而“大体框架”里将以往高校“度假福利”改换为“学科、教授权利”的行为也引来了各方的不同意见。
“如果是为了消除倦怠，为什么教授倦怠，讲师、副教授就不倦怠？如果是为了职业发展，为什么教授需要发展，讲师、副教授就不需要发展？教学才能相长啊。”陈林说。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很多高校的不成文规定里，年轻讲师都比副教授、教授等承担了更多的授课任务，本身的科研时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不教不授”“远离课堂”也成为公众对不少教授的调侃之词。而一旦学术休假只能惠及到科研成果多、教学任务少的教授群体时，加之教学任务总量不变，势必会再度加大非教授职称老师的科研压力，为整个教师队伍解倦怠、增活力、促发展的初衷也就无从实现。
“大学是一个整体。任何政策的出台，需要考虑全局。为什么只是让一些学科进行学术‘休假’，而不是全部？为什么每年只是20人，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如果大部分人不能享受，长此以往，学术休假带来的是利多，还是弊多？这都需要思考。”洪成文说。
一些教师对休假很犹豫
回想起过去一年的工作，北京某重点高校教师张季飞不禁感慨自己的高产：完成教学任务256个课时、申报课题4项、投稿3篇，而与其他同事相比，这样的工作量只能算是中等。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下，他对近日来吉大的学术休假制度的新闻却表现出了犹豫。
林杰曾经带领研究小组对一些重点高校的教师就其专业发展状况进行访谈，大部分受访教师都迫切希望能尽快建立起学术休假制度，以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而与此矛盾的却是，当休假制度近在眼前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选择了犹豫。
洪成文说，学术休假制度在中国能否生存下来，取决于大学老师是否欢迎。因为学术休假的本质意义还是要提高他们的学术生产能力。
对此，张季飞一语道出了老师们的纠结所在：“不是不欢迎，而是没时间、没精力欢迎。”
“学术休假提供给老师的是一个从容治学的心境，可整个大的学术环境是‘短平快’为主打的。尽管大家都知道学术休假对科研工作很有助益，但在前途发展、工资待遇和职称挂钩，职称和发文量、课题数挂钩的今天，用一年休假放慢脚步很可能变成‘我拿青春赌明天’。”在张季飞的职业发展中，就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今年4月，学校分配了部分到北大、清华学术进修半年的名额，要求半脱产，薪酬相应降低，结业考核也比较严格。而和申报课题时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不同，这次学习的申报人数为“0”。原本想报名的张季飞也被同事劝住了：“何苦呢，费力不讨好，还不如留在本校多做些课题。”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张岂之也直指绑架学术的并非只是时间，还有环境：“我们每年都必须有若干论文发表，否则就填不好各种‘表’，显示不出研究成绩，因此，谁还能坚持‘十年磨一剑’？五年磨一剑都不行。”
洪成文说：“参与学术休假的教师很难规避学校过度管理的‘骚扰’。春天要报课题，秋天要评奖，各种评估需资料，各种项目计划要签字。即便人在休假，却总也逃脱不了‘身在曹营’的尴尬。”
如何缓解教师职业倦怠
“缓解教师的职业倦怠，提升学术素养，重在内在心境，更在外部环境，学术休假只是外部环境的一部分。”林杰说，“它对促进学术风气的改善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会有一定作用，但作用可能有限。给学术松绑，归根结底，是靠高校管理体制、考核机制、用人机制、国家科研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学术休假只是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而已。更何况，只有松绑后的学术环境才能真正培育出‘从容治学’的心境。”
学术休假是好的开始，但是仅靠学术休假，恐怕还是刹不住学术“快”车，敌不过浮躁学风。谁能为学术真正松绑，是值得深索的问题。
早在2001年，李文海、张岂之、章开沅、龚书铎等四位著名史学专家就不约而同地将“药方”首先开在了对当前学界“量化”管理的科学思考上。
龚书铎认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审慎看待量化管理的预期效果，不能太乐观。现在有一个不妙的趋势是管理者把量化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这就很值得忧虑。量化只是一个导向，唯“量”是从肯定不利于学术发展。潜下心来做学问，本是治学的常理，但现在如果有谁潜心坐冷板凳，不要说十年八年，一两年不见成果，就要出麻烦。因为你不能老当助教、讲师，总得评副教授、教授，没有上级要求的‘量化’成果，光讲业务如何精，怎么评得上职称？这就逼着学人搞泡沫学术，年轻人动辄著述等身。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唯‘量’是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而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李文海则指出：“社会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发挥短期效应，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对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可取的。要探索一套既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又有中国特点的学术评估办法。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那一套，也不能按照搞工程的办法来管理学术。即使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下决心改进当前流行的一套量化办法，否则，会为浮躁学风的蔓延推波助澜。”
“最好的制度，就是少让学者分心的制度。”洪成文对好的学术环境的期待更显平实，在他的眼里，学术休假制度的热炒、热议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着实实在在的改变，“毕竟这也是一种积极的姿态。”
本报通讯员 邓 晖 本报记者 丰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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