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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作家“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是作家对地球以及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生物命运的“担心”和“操心”，是人类试图减轻和预防生态灾难的深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体现。
生态文学是反映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文学，是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文化根源的文学。作家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深刻反思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探讨人类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途径，因而生态文学必然具有鲜明的生态伦理倾向。
生态伦理是生态文学突出的特点。20世纪以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向人们提出生态的重大课题，又不断为解决这个课题提供经验。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诞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必然产物，是文学和作家参与、介入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表现。生态文学具有鲜明的生态伦理倾向，是当代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的具体反映。
生态文学的生态伦理倾向主要是反对形形色色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时，生态文学特别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急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做出的自我牺牲。
要批判也要建设
探讨生态文学的伦理维度，表现出文学界对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倾向的反省性自觉。这种自觉寓意了批评性。文学本身就具有社会批判功能，在作品中会对相关现象进行批判性审视，即要求批判性地反思文学作品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对有着或明显或隐蔽的反生态伦理倾向进行检讨。生态文学作品对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征服和统治自然观、欲望动力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改造、竭泽而渔地榨取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违反自然规律和干扰自然进程的科技创造、严重污染自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等现象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1962年，美国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成为现代生态文学的滥觞，是人类全面关注生态环境的重要著作。这部作品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二战”后美国大幅度喷洒杀虫剂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这引发了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关注。该书被誉为“一本书，一场运动”，意思是这本书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浪潮。它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注意，直接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生态启蒙。
以《寂静的春天》为代表，文明批判是许多生态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源，探寻生态危机中“人”的责任。生态文学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反思的落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上。生态文学家要探索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在哪里犯了错，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如此之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人类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自然？人类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改变些什么，才能有效地缓解直至最终消除生态危机，才能保证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持续生存？
生态文学伦理维度还体现在建设性上。这就要求作家对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品进行生态解读和阐释，挖掘、阐发作品中人们原本忽略的生态伦理价值，对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进行生态的重新构建。例如，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博物学家大卫·梭罗创作的《瓦尔登湖》就被视为生态文学的“圣经”，其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探讨。
不要成为教科书
生态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但作为文学作品，生态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审美特质却是不变的。文学是美的最高形态和集中表现，文学中的“美”是人类最重要的审美领域之一。
当前不少生态文学作品的生态伦理倾向不是从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是公开表明作者的立场，表现出创作中的观念化和抽象化的趋向，沦为教科书和宣传品，从而影响了生态文学作品的社会接受功能。
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是人们根据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进行分类的结果，在艺术上它与其他种类文学一样，并无特别之处。
生态文学在主题和思想上的确有着明显的伦理价值倾向，但是这种倾向的具体表现却必须符合文学创作的美学规律，不能漠视作品的审美特性。“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所以构建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不能通过说教性的文学作品，那会使文学丧失其审美品格，作品的文化效果和社会效应也会适得其反。生态文学应该充分表现出对审美价值的尊重和强调，高度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与艺术表现。
蕾切尔·卡逊在其作品中不仅表现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与精确，同时更表现出文学家的敏感与诗意，作品《在海风的吹拂下》就因突出的生态意识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受好评。我国当代作家也创作了不少生态伦理意识鲜明的文学作品，它们文笔细腻，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丰富，具有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意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哲夫的《天猎》与《地猎》、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郭雪波的《杀狐》与《杀狼》、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是其中的佳作，值得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深入的解读。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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