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难呼唤制度创新

    高校毕业生就业早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每年几乎有半年是大多数毕业生及其家长焦虑的时期，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也承载着其家长乃至更多人的诉求，这表明了这一话题的沉重性。然而，我始终认为，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还需要再多一些，因为国家的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以中国之大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之快，每年解决数百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应当不是一个大问题。我近几年到一些地方去做过相应的调查，发现所谓的就业难并非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事情做，也不是高校毕业生太多而出现剩余或闲置，而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与福利权益差异太大，造成了许多毕业生的预期与就业机会之间的匹配出现很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就直接表现为就业难。

    尽管应当倡导年轻人到艰苦地区创业，要从最基层做起，但毕业生选择发达地区就业或者选择后顾之忧较少的单位就业或者较为体面的工作岗位的取向仍然是可以理解的。大学同班同学毕业后经过几十年奋斗，由于各人付出的努力不同、机遇不同等，在职级、待遇等方面出现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的高校毕业生一走出校门由于踏上不同的就业岗位就差异悬殊，这种起点的严重失衡显然是不正常的。正是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行业、不同性质的机构就业有巨大的差异，毕业生倾向选择好一点的就业岗位便可以理解。因此，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关键不在于个人的政治觉悟与责任感，而在于区域发展失衡与相关制度欠缺及其带来的机会不公与权益不公。

    应当承认，党和政府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高度重视的，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就业，但保障机制及流动机制、激励机制并不完善，一些政策扶持和落地执行效果之间存在差距，进而并未真正影响到高校毕业生的流向。有鉴于此，我认为，还需要真正理性地看待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要跳出高校毕业生就业来看待其就业难，要跳出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来解决其难，这就是在努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继续坚持现有的一些政策的同时，还急切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创新来扩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

    第一，将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纳入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并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来落实具体的政策。在经历了一个资本匮乏的年代后，物质正在日益丰裕，资本已经相对过剩，一个地区的发展从根本上讲越来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因此，国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不能只重产业投资与设施建设而不重人才的聚集，地方政府同样不能只重招商引资而忽略人才引进。合理的取向是，应当尽快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中的一部分款物转移支付转换成人才输入，即以物换人；同时，在面向上述地区的优惠政策中应当增加并扩大人才输入的优惠政策。这不仅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需要，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第二，尽快建立中西部或欠发达地区人才专项基金或者高校毕业生就业基金。尽管那些自愿到艰苦地区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值得充分肯定与褒奖，但必须承认，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均会有现实利益考虑，如果到艰苦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工作还要付出工作环境、收入待遇与福利权益的代价，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建议仿效国家为引进海外人才而建立多种基金的做法，利用公共资源并吸收社会资源与市场资源，建立中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的人才专项基金或者高校毕业生就业基金，以适度弥补因区域差距带来的利益损失，成规模地推动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

    第三，尽快构建公平、普惠的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体系，真正消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福利权益差距。在这方面，需要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高校毕业生一走出校门就因福利权益差距悬殊而不平等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为此，在迅速完成并巩固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体系普惠全民目标的同时，促使其从形式普惠真正走向实质公平具有紧迫性。如果做到了高校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法定保障权益平等，则央企、机关事业单位所具有的保障与福利优厚的独特优势便会丧失或者削弱，民营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就业吸引力就会增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才会不断放大。

    第四，创新用人机制，但求能用不求所有。记得1985年我到苏南调研乡镇企业时，就发现当年苏南之所以走在全国的前列，秘密就是城市智力扩散的结果，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周边甚至北京等远距离引入的“周末工程师”，构成了支撑苏南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甚至是当时苏南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应当创新用人机制，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向中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的短期人才支持力度，有必要形成更加刚性的制度安排，形成更大规模、更具普遍性的人才支持局面，让到中西部或欠发达地区工作成为一种资历；另一方面，还应当允许停薪留职、留薪留职等方式鼓励。

    总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是一个复杂的就业问题，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会得到妥善解决，也不能指望一项政策措施便能够让高校毕业生满意，但至少应当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并在关键性制度安排上多下功夫。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