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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热，民企冷：求职沟壑如何填平？
又到凤凰花开时。
5月8日，2012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在兰州启动，全国超过23万户企业携326万个岗位前来招兵纳贤，与此同时，招聘会现场也挤满了求职者。
来自遵义的周泽波从武汉生物工程学院毕业近6年，学生物工程专业，在两家公司做过技术员，还曾经创过业，但由于对市场了解不足，创业失败，打算找份工作。2个月前，他参加了在家乡贵阳举办的“贵州籍省外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专场招聘会”。“那天转了一上午就看中一家央企的职位，但央企人人都想去，越是好岗位竞争越激烈。”周泽波说，那次招聘会上，一些央企和外企的招聘台前排起了长龙，然而，实力偏弱的民企、微小企业，尽管放宽学历、年龄、性别、经验门槛，保证“五险一金”等福利，却还是门庭冷落。
教育部门日前公布，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680万人，同比增长20万人，再创新高。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统计，目前，非公经济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在民营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已经超过就业总人数的70%。2011年，高校毕业生到中小、民营企业就业的比例已达46.2%。然而求职意愿上，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的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应届毕业生的首选依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中央企业和大型国企，其次是外资企业，只有不足5%的应届毕业生选择了民营企业。“这反映出，追求‘稳’和‘利’仍是目前大部分应届毕业生的求职心态。”北京大学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萧鸣政说。
“现在的制度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比如你是干部身份，如果跳槽到企业就失去干部身份；企业到机关，机关到企业，市场流动的一些障碍还没有完全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说。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促进高校毕业生合理流动。有关专家指出，打通就业体制和机制上的种种障碍，采取有针对的政策措施，增强民营企业吸引力，使之继续发挥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无疑是当下的重点。
“解决好大学生就业难，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是要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认为，要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所有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去创造企业，然后对所有人都给予一种公平的管理办法。“我把这样的创业政策称之为战略性就业政策，创业是就业之源，包括既有公司的扩张，也包括新生创业活动的增长，这是真正解决就业可持续的办法。”
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健康发展，提出对小型微型企业招用高校毕业生给予多方面政策优惠。
随后，各地相继制定了扶持微型企业人才发展战略。
贵州省首创性地规定，高校毕业生在同一微型企业连续工作满三年以上的，在报考自主公开招考公务员时可视为基层服务经历；广西自治区提出，对中小企业新招收高校毕业生，可以按规定给予企业职业培训补贴；山西省规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内创业者，可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相关税费。
压力大，跳槽频：毕业生缘何难舍“北上广”？
五年前，张晓（化名）从内蒙古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一转眼到了大四，2011年3月，她进入一家国内著名互联网站市场部实习，毕业时却被公司告知，今年没有招收应届毕业生的计划，只能继续实习下去……
“实习生平均工资为3000多元，扣除在北京的日常开销和房租，所剩无几。”张晓陷入长达半年的迷茫。这期间，家人为她在家乡的电视台谋好一份有“编制”的工作，但她的态度很坚决，“我不可能回地方工作，再怎么说，这里平台高，接触的人素质也高，即便暂时挣得少一些，为了一个好的职业起点也是值得的。”在她看来，家乡是很安逸，但已经回不去了。
拿着劳务外包公司发放的基本收入和部分社保，干着和正式员工一样甚至更重的活，看中在一线城市的发展机遇，宁可栖身模棱两可的“实习生”岗位——近几年，这样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尤其是外地生源，比例正在逐年提高。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调查显示，对于在北京和上海学习的外地生源应届毕业生，超过半数在择业时选择留在上海和北京工作，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作为就业的首选，只有1/4左右表示愿意去二线城市，避免一线城市中的激烈竞争，而愿意回家乡工作的只有5%。
频繁面试、频繁跳槽是这类人的一大特点。“发出的简历30%左右能收到回复，然后疲于应付形形色色复杂的面试。”张晓说，“表面上看机会不少，但应聘成功的往往是规模小、运作不规范的私企，还有的薪水实在对付不了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几个月就换份工作的大有人在。”而这，与广大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动性较差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区域经济不平衡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之一。”萧鸣政指出，“即便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也不愿回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地域歧视。”
引导人才到需要的地方去固然重要，然而，当人才到了欠发达地区以后，将来如何有一个顺利的渠道再流动，或许是眼下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其实对大学毕业生来说，西部也有很多机会，碍于心里没底不敢去。”莫荣认为，解决就业地域歧视的关键在于改革国家层面的政策，消除人才流动中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机制，在市场环境下，政府要建立以用人单位为需求核心、以市场为主要配置方式的人才流动机制体制。“从政策上进一步让他们流动更顺畅，政府服务得更好。”莫荣说。
政策好，执行难：理想与现实差距多大？
“2010年10月3日，小雨。这段时间，像做梦一样的：几个月前我还在北京地铁四号线上和同学侃侃而谈，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而如今却在办公室里拿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报表做着统计。”国家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校学生会主席，中共党员——顶着这些光环，江远（化名）2010年本科毕业后考到重庆的一个小镇上当了一名选调生。这是这个浙江城市里长大的小伙第一次背井离乡，到西部农村生活、工作。
语言和生活习惯各种不适，常因工作需要喝白酒喝到吐，这些江远都可以克服，最让他发现理想照进现实的不同，还是工作内容的琐碎与重复，以及提拔可能遥遥无期——“每天总要无数次地在公章盒中翻找公章，在一张张千篇一律的文件上盖戳；每天总要接听一堆形形色色的电话；比我早来的人里，有的干了快十年还是科员，升迁的难度很大……”
我国的选调生数量，正以每年超过万名的速度增长，此外，“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国家项目也在积极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这些政策措施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起到一定帮助，但是从落地执行效果来看，还存在许多缺陷，政策多而法律少、基层执行力度不一、缺乏实际配套方案支持、实施效果没有监控和约束等等。”萧鸣政说。
“有的政策到了下面执行起来千差万别。”江远说，“比如，研究生按规定可以挂职主要领导助理。有的镇就认真执行并当做班子成员，有的则是安排到科室做个普通工作人员，每天打打杂。”他认为，既然把选调生作为后备领导干部招进来就要重视他们，加强培养，形成定期考察或者培养的制度，“不要选调进来了就不再管理，这样容易造成人才流失。”
然而，也有不少毕业生，通过在基层的历练，找到人生的坐标——现为海南省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干警的王锐，去年6月毕业于澳门大学中文系，在父亲的授意下放弃了留在澳门发展的机会，奔赴海南鹦歌岭青年团队，从事生态保护工作。在她和队友们的努力下，当地滥垦滥伐、毁林开荒、非法捕猎、过度捕捞等问题基本消失，许多当地村民逐渐由森林资源的破坏者变成宣传者、保护者。5月4日,他们被团中央授予第1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青春的理想在基层的磨砺中更加坚毅。
“一方面，要完善与国家政策相配套的就业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选择国家发展所急需的艰苦行业和产业，另一方面要不断创新宣传的途径和方法，鼓励毕业生到西部、到广大农村、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引导毕业生树立服务农村、服务基层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毕业生就业的最大化。”萧鸣政说。
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表示：“要通过加强调研，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基层项目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进一步做好各项目在招募培训、待遇政策、期满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和配套工作，同时加大政策落实力度，真正解除人才的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邱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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