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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语诗学领域耕耘数十年，完成《婆诃婆罗多》、《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印度古典诗学》、《印度古代文学》等诸多原创性的科研成果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黄宝生研究员近年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对佛经的梵汉对勘与研究上，组织国内有志于从事梵汉佛经对勘的学者，编辑出版《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数易其稿，先期完成了其中的三种，包括《入楞伽经》、《入菩提行论》（佛教界通常称之为《入菩萨行论》）与《维摩诘所说经》，新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的阶段性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给国内的梵学与佛教研究界提供了三种重要的参考著作。
梵汉佛经对勘
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国近两千年，长期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与儒家、道家鼎足而三，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大批译自梵文的佛教典籍也成为传统典籍中最可宝贵的文化财富。佛经翻译在中国历史悠久，积淀丰厚，历代僧徒对梵汉佛典的言语差异、文体风格，以及转梵为汉的方法和技巧，都有深入的体会和具体而微的探讨，梵汉对勘也由此成为佛经翻译、解读与传播过程中的一项基础工作与重要手段。
从成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出现，梵汉对勘即粗肇其端。随着大量梵夹的传入、多种译本的出现，通过梵汉对勘确定经文正诂，成为汉地义解僧注释、讲解佛典时习用的方法。唐代华严法藏在撰写《华严经探玄记》时，即以《华严经》的三种梵文写本与佛陀跋陀罗的汉译本勘对，以论定其中的是非讹误。除佛经翻译与注疏之外，唐代还出现了许多梵汉双语对照的佛经读本，对于当时人们了解梵汉佛典的异同甚为便利。当然，由于宗教因素使然，中国古代的梵汉对勘基本上是藉梵文原本勘定汉语译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澄先生在主持《藏要》的校勘工作时，充分利用当时国外学者整理出版的梵文佛典，诸如《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经》、《华严经十地品》等，与汉语译本互校，论列其异同是非，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梵汉佛经对勘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整体学术环境的限制与梵学人才的缺乏，吕先生开创的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继承与发展。
时隔半个多世纪，黄宝生先生承前人遗绪，在重张佛典梵汉对勘工作时，有着非常明确而强烈的学术考量与文化关切。他认为，梵汉佛经对勘不仅对于解读汉译佛经与梵文原典以及对于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等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彰显汉译佛经的价值，提升汉传佛教的地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先期出版的这三部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独特的价值，从古至今，数经传译，受到教内外读者持续而广泛的关注。有鉴于此，黄先生以梵语原本的现代汉译为基础，把同一经典的不同文本（梵与汉、古与今、经与注）置于其视域内，详为比对勘定，将其整合成内容丰富而实用的对勘本，既便于初学者入门之用，又可作为专业研究者参考。
三部佛经今译力求信、达、雅
就其著述体例来看，这三部对勘著作都是由梵文佛经原文、现代汉语今译、古代汉译和对勘注释四部分组成，具体而言，就是将前人整理校勘过的梵文佛经原文按照自然段落排列，依次附上相应段落的现代汉语今译和古代汉译，并将梵、汉文本间的文字讹误与差异，以及梵汉文本中涉及到的特殊词语注释出来。在具体操作时，对勘者又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针对每部佛典在内容、传译与影响上的差别，对上述各项内容有所侧重，以便于读者从中获取更为丰富、精准的文本信息。
梵语作为印度古典时期高度规范化的通用语言，其句内或复合词内的曲折变化颇为复杂，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往往通过语法形态的丰富变化体现出来，语法形态的细微变化直接影响到词与词之间的表述关系，因此，“信”应该是梵文今译时首要遵从的原则。作者在梵语诗学领域耕耘有年，对古典梵语文体有精准的把握，翻译经验积累深厚，因而对三部佛经的今译都能很好地把握“信”的标准。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依据每部梵文原典的具体内容与文体风格，在信、达、雅三种不同的译文风格上有所偏重。
《入楞伽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是最难读的经典之一，其内容丰富，义理深奥，是印度法相唯识系与如来藏系的重要经典，与汉地的禅宗与法相唯识宗关联紧密，也与藏地宁玛派的“大圆满”法门密不可分。由于通行的汉译本文字简古，颇多隐晦生涩之处，因此黄先生在翻译本经时，更强调“信”的原则，首先厘清梵本经句的语法形态与逻辑关系，然后与三种汉译本勘对，将经文中陈述的佛教义理，用准确流畅的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也就是说，在涉及到义理层面时，译者更强调梵本原典中所表达的语义关系，强调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联。
针对寂天所著的《入菩提行论》，黄先生考虑到已有的古代汉译本“译文拙劣，错讹甚多”，在翻译时更侧重“达”即简洁晓畅的原则。应该说，这种翻译风格非常符合寂天的治学特点及其文风。寂天是公元8世纪印度中观派的著名论师，受当时印度逐渐兴起的俱生（易行）乘思想影响，学行并重，广博守约，其深邃的哲学洞见往往通过洒脱、平淡的文字展示出来。由此而言，黄先生在翻译此论时所坚持的“明白顺畅”原则，恰恰是对寂天原文风格的精准把握。
《维摩诘所说经》“富有思想创造性和艺术想象力，思辨恢宏深邃，议论机智诙谐，叙事生动活泼”，在中国古代先后出现过7种汉译本，其中鸠摩罗什译本与玄奘译本分别代表了不同翻译风格的高峰，尤其是什译本“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深受中国历代文学之士的喜爱。如何把握今译的文风，就颇具挑战性。基于梵汉文本的对勘，今译者对两种古代汉语译本作了充分的“同情之了解”后，形成一种雅洁简明的译风，其文约，其意远，其词洁，其义丰，经文中浓郁的文学色彩也随之跃然纸上。
对勘注释导言特色鲜明切中肯綮
在梵汉对勘的注释方面，此三书也各具鲜明的个性化特点。注释是梵汉佛典对勘成果的直接体现，其内容与校勘学中的校勘记差可类似，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订正梵文佛经校刊本和汉译佛经中的文字讹误，或提供可能的合理读法。二、指出梵文佛经与汉译佛经的文字差异之处。三、指出汉译佛经中的误译之处。四、疏通汉译佛经中的文字晦涩之处。五、诠释梵文佛经和汉译佛经中的一些特殊词语。从上述五个方面，可以看出黄先生从事梵汉对勘工作，大致是按照广罗众本、辨其异同、勘定讹误、疏释文义与名物的步骤与方法进行的。在文本的选择方面，梵文佛经原文通常选用已经整理出版的校刊本，有多种校刊本时，则选定最新的校刊本为底本，其他的校刊本用作参考；汉译本选取在古代最通行和最接近现存梵本的译本一至两种，其他译本依据对勘需要用作参考。这种处理方式，既吸收了国外学者在梵本佛典整理方面的最新成果，又考虑到汉语译本在中国传布的实际情形；在具体操作时，通常把每一部经典的梵汉原本与译本置于同一层次，互为准的，论列异同，勘定是非，并将梵、汉诸本间的异同、是非、讹误以注释的方式标出，而不是迳改底本或原文，甚便于研究者使用。注释中除了校订文字异同讹误外，更多的内容是对经文中的特殊词语，诸如词义晦涩的佛教专有名词、印度古代特有的名物术语、不合乎语法规范的佛教混合语词一一校释，如是等等，往往会让读者有豁然贯通、疑义冰释的感觉。
梵本原典的现代汉语今译与梵汉对勘注释是这三部著作的主体内容，置于各书前面的导言则是作者在完成整部书稿后，撰写的颇具开创性与启发性的引论。就其内容来看，三书的导言都是按照汉梵文本的介绍与比较、时代与内容、在中土的传习与影响、校勘的体例与原则等次序来展开的。不过，在具体到各部经典时，作者又会根据它们在佛典成立史、佛教思想史、佛经翻译史和佛教汉语研究中的地位与影响，对其中的各部分作长短不一的讨论，对许多前人聚讼未已的论题、忽略已久的问题，以及学科前沿中的新领域、新话题，提供了许多新鲜而独到的见解与视角。导言中涉及的各种论题，都是作者基于梵汉对勘，绝知躬行得出的结论，故能言之凿凿，切中肯綮，充分展示出佛经梵汉对勘工作在佛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除上述三部佛典之外，“佛典梵汉对勘丛书”收录的还有《方广大庄严经》、《佛所行赞》、《八千颂般若经》、《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地经》、《喜金刚本续》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与影响力的佛教典籍，其承担者除黄宝生先生本人外，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潜心梵学与佛学研究多年的中、青年学人承担。在未来几年，上述各部对勘著作会陆续问世，届时中国的梵学与佛学研究领域必然会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景象。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课题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梵文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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