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茆采风：51年前的回忆

    在新闻界“走转改”向纵深发展，并且正在扩展到其他界别的今天，我回想起51年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领导下的一次走基层。

    1961年初，中央准备讨论农村工作。毛泽东在广州召集华东、中南、西南三个大区开“三南会议”；刘少奇在北京召集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大区开“三北会议”。会前以及会议过程中都要及时听取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对正在草拟中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后来简称的“农村60条”﹚的意见。于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主任刘瑞龙、副主任杨谷方便带领一批厅、处、科级干部以及三四个知识分子，组成工作组，于1961年2月28日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地区常熟县的白茆公社。记得江苏省参加工作组的有：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名字记不清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子见、苏州地委副书记王春迎﹙也许不是“迎”字﹚、苏州地委财贸部副部长牟益民、苏州专区副专员兼常熟县委书记隋性初，还有沙洲区委书记。苏州地委书记储江也参加，但是来得不多。

    我当时大学毕业不到一年，用流行的说法，我这号人是标准的“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到了白茆以后，我们立即响应号召，与社员即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

    交流的工具是语言。我深感我的语言农民听不进。我一直琢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经过充分准备，选用自以为很美丽的词藻与农民交谈，农民还是不要听。我们到白茆的时候，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召开会议，社员、社队干部没坐多久，就说：“邓同志，肚皮饿哩！”意思是想散会回家。可是，老同志开会就不一样，社员、社队干部十分活跃，忘记饥饿。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向刘瑞龙、杨谷方讲述了心中的苦闷。他们说：“正好！白茆是山歌之乡，你抽时间去采采风。”

    这一“采”可不得了，原来我的房东全家都是歌手，连老掉牙的老人也是歌手，原来公社书记万祖祥是歌手，公社秘书芮福民也是歌手。白茆塘两岸无人不会编民歌，无人不会唱民歌。

    他们语言生动形象，平易近人，富有吸引力、感染力。他们在新旧对比时，不讲抽象的东西。他们说，在旧社会，睡在床上能看到天上的星星，意思是破漏。他们说，在旧社会盖的被子，就是用两只手捂住肚子，意思是没有被子。再比方，他们在批评“共产风”时，说：“那是龙卷风、羊癫风。”柯庆施、江渭清从广州会议上传来，叫我们听取社员对人民公社核算单位和社队规模的意见，白茆人的回答是：规模要适应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既然我们的交通是靠“走”，通讯是靠“吼”，既然我们文化水平低的队干部指挥生产是用“板油账”，意思是放在肚子里，而不是记在本子里，那么，生产队的规摸就应当是：“兜得转，看得见，叫得应”，也只有这样的规模才能“理得清”。于是，我们工作组就把白茆人的“兜得转，看得见，叫得应，理得清”12个字汇报到了广州。随着思路的开阔，工作组从生产队规模，进一步讨论到公社和县的规模。也就在这年春天，刘瑞龙等同省地县的同志动议把李市那一大块从白茆公社分出去，把沙洲区从常熟县分出去，这就是后来的张家港。

    在白茆，我采访了老歌手邹振楣。他那美髯，让人肃然起敬。还有陆瑞英，她举止文雅，待人谦恭，可是赛起歌来，颇有威严，当仁不让。还有一个女歌手，她高高的个子，既是生产能手，还是青年标兵。我怀着拜师的心情，与这三位合过影。他们都是帮我“改文风”的导师。芮福民赠我的50年代出版的两本白茆民歌集，约有数百首民歌，语言文字通俗而无低俗，生动而无耸动，有乡土而无土气，诗句中蕴含着哲理，普及中蕴含着高雅。几十年来，白茆山歌的这些特点一直在鞭策我“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因此，2004年《人民日报》要我写“难忘的地方”，我立即想起白茆，马上动笔写白茆。

    白茆是我大学毕业后，踏上工作岗位，“走转改”的第一道驿站。自那以后，我到中国西部地区骑着马翻山越岭；越过“一不小心就会去见胡伯伯﹙意思是被激流冲到越南去﹚”的激流；走过只有四根铁链而无木板垫脚的几十米长的铁索桥；爬过人不能走，只有猴子才能走的“猴子路”；在雨季里，披荆斩棘，穿过蚂蝗会从树上掉进脖子的密林。50多年来，我从西南到东北、西北，深入到三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采风，边听、边记、边用，用他们的语言改造自己的语言。采风如“采蜜”。不过，我采得还很不够。我知道，我的文章并不怎么样，但有一点引以为自豪，那就是尽可能地恪守白茆山歌的风格，很少有“假、大、空”。  （作者系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