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华南吴”各擅胜场

    吴昌硕一生活动范围基本上在南方，特别是在江、浙、沪一带，但也数次北上，且每次北上都必到天津，“问字”于杨光仪。据记载，吴昌硕40岁至67岁的27年间，曾六莅津门。

    杨光仪，字香吟，晚号庸叟，举人出身。祖籍浙江义乌，在天津设塾授徒，曾主讲辅仁书院，门下多才俊，出类拔萃者，北为华世奎，南为吴昌硕。一南一北，极负盛名，人称“北华南吴”。

    吴昌硕首次到天津是1883年，当时他已经40岁，“奉檄进京放检”，乘便到天津。在天津期间，他拜访并求学于杨光仪。吴昌硕曾作《赠杨香吟先生光仪》，表达与杨光仪结识的喜悦心情。诗曰：“风雨数椽尘不到，琅玕一片手亲锄。先生长物钱难买，海色天空照读书。古城隅绕三津水，问字云亭数往还。观海此行真不负，瀛洲以外几名山”。1885年，吴昌硕作《怀人》诗17首，第二首便是写杨光仪的《香吟》诗：“蓟北诗人不可群，庾开府亦鲍参军。碧琅玕馆无多地，容得海风吹白云”。 

    1899年，56岁的吴昌硕五莅津门，再次“问字”于杨光仪。在天津期间，他多次到东门里华府拜访。华家祖上以盐业发家，家世富饶，为天津“八大家”之一，人称“高台阶华家”。华世奎的父亲华承彦，字屏周，斋名格屈轩，著有《周易古本》，人称“老华五爷”，交游广泛，极富收藏，尤多碑帖，与吴昌硕相交颇深。1899年那次重逢，华承彦见面后即赠诗吴昌硕，并赠送印章石料。吴昌硕作《华屏周承彦赠诗即答》，诗曰：“君问苦中乐，我弹弦外音……七十二沽水，交情同此深。古砚浑不浅，讲《易》听森森。”在所赠石料上分别镌刻“吴昌硕”、“吴俊之印”，边款分别刻道：“天津华屏周赠此石，刻于格屈斋中，光绪己亥，苦铁”；“屏周名承彦，格屈斋中其治《易》处也。五月十日，苦铁又记”。他还在华家欣赏石鼓文的拓片后作《临石鼓文》，题道：“临天津华氏格屈轩藏本”。

    华承彦膝下只有华世奎一个儿子。华世奎，字启臣，号璧臣、思暗。在吴昌硕第一次到津门的1883年,华世奎就考中举人，仕途顺利，到1900年已经官居三品，而吴昌硕仅短暂地出任了一个月的七品县令。华世奎得近水楼台之便，先于吴昌硕入杨门，书法水平极高。两人有同窗之谊，吴昌硕虽然年长华承彦20岁，但排列起来应属“师弟”。 

    吴昌硕作为后期“海派”的代表人物，名气如日中天，世人皆知其名，而人们对华世奎的了解却要少得多。其实，华世奎在人品、艺品上也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他退隐后，主持“崇化学会”、“城南诗社”和文庙工作，对天津的文化事业发展很有贡献。敌伪时期，他坚守气节，拒绝拉拢，也值得称道。

    著名的“天津劝业场”牌匾，就出自华世奎之手。那是1928年，华世奎正在租界做寓公。德商买办高星桥派人求写“劝业场”牌匾，付润银300大洋。来客非常客气地说：“区区润笔，不成敬意，馈赠先生一茶耳。”过了几天，华世奎写好了牌匾，没想到高星桥又派人送来200大洋，歉疚地说：“因为一时疏忽，几乎贻误大事，烦劳华先生为‘劝业场’再题‘天津’二字。”华世奎当场吩咐仆人铺纸研墨，挥笔题写“天津”二字。如今，“天津劝业场”牌匾原件已经成为珍贵的国家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