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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隋唐时最为繁盛。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并沿用至今。从这条中西汇通的著名通道之命名可见，丝织品是当时中国沿途输出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所谓“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今，故唯尊者得服之”（刘熙《释名》），织锦也是最能体现当时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物品之一。事实上，当东方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往西传播的时候，也就是它被沿途纺织服饰文化影响胡化的开始。
古代中国，中原地区最早最传统的织锦是平纹经锦。早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现经二重组织的实例，后来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不少此类织锦。我们可以想象，当第一匹丝绸辗转千里到达西域某地头领或富豪的手中，那轻柔的质地、织物上浓烈的东方色彩和纹饰会令其何其惊讶和兴奋，他们又是怎样忙不迭地将其制成了当地风格的服装穿上，并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招摇于市的。他们何曾想到，这次剪裁，竟开启了东方丝绸整个胡化过程中的第一步。
后来，随着中原的丝织品大量流入新疆及西域地区，当地的丝织技术得以改变，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从甘肃和新疆等地出土的织物来看，汉晋时期，当地已开始流行以棉线为经纬织成的平纹纬锦，其图案生动，色彩鲜明，技艺精进。织物上面的云纹骨架、鸟兽造型等均表现出对汉式织锦的模仿。如“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图1），该锦在绛红色底上织以蓝、白、棕色的显花，并以云气动物纹为图案，间有祈福的铭文，显示出典型的汉代织锦特色。
公元四五世纪以后，丝绸之路日渐繁盛，西方织物的图案和设计开始影响中原丝织品，越来越多的具有西方元素的纹样和图案开始出现在织锦和刺绣上。有可能是内地工匠看到了或是从他人的描述中听闻了胡化织物的需求，主动设计了一些可能为西域所接受的甚至是带有西域纺织品特点的织锦，再将其送上了丝绸之路。也有可能是西域一带日渐发达的丝绸生产技术回流并逐渐影响中原地区。总之，羊、鸟、鹿、象、狮子等各种动物图案，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新月纹样，以及深目隆鼻的胡人骑射、饮酒形象等，都在西北地区出土的中国织物上有所体现。如“团窠联珠对饮”锦（图2）中的人物，他们身着窄袖长袍、脚蹬长靴、腰系皮带、手持牛角酒杯，明显一副胡人模样。又如吐鲁番博物馆所藏“蓝地佛像狮纹”锦（图3）上所见的双翼纹样，即是当时在波斯艺术尤其是萨珊波斯艺术中最为常见的纹样。
隋唐之际，中原织锦的平纹经锦向斜纹经锦转变，由此形成了中国丝织图案的一大转折，团窠、团花纹样和卷草纹样开始大量出现。可以说，在胡风的影响下，西域的动物纹样与中国的花卉线条完美结合，由此形成了中国丝绸的大唐新样。初唐时期，联珠纹开始深入中国内地，除了丝绸之路沿途可见，西安地区也有出土。如“团窠联珠大鹿纹”锦（图4），以黄色为底，绿色联珠环中包含着二十颗黄色珠子，中间是一头壮硕的西亚马鹿，各联珠环在纬向由铜钱形纹的小联珠圈连接。这种样式，属于典型的波斯风格，在北朝至唐初的中国、中亚等地都非常流行。与此同时，联珠纹的形式开始多样化，常常与其他的装饰性纹样组合形成新的纹样，常见有两圈联珠的组合、卷云与联珠的配合、联珠与花蕾的配合等。如“团窠联珠对鸟纹”锦（图5），内外圈虽为联珠环，却已缩小为粒状，不再是主要纹饰。盛唐之后，符合中国审美的花卉取代了联珠环，并与西来的动物纹样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团窠图样。联珠团花的花朵变得饱满，花瓣轮廓更加细腻，层次也更丰富，发展成宝花纹样。如“立狮宝花纹”锦（图6），织锦上的花卉已具有了写实风格，形似牡丹，中央的狮子虽然所占空间较小，却是健硕丰满，栩栩如生。这种宝花可以说是人们想象出的各种花卉的综合体，其中既有东方的莲花的影子，也有中亚的石榴和地中海的忍冬（金银花）的风姿。而花环团窠与动物纹样结合的模式，可能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陵阳公样”，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与艺术交融的结果。
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积淀了胡化风格的丝绸文物有不少，主要是织锦，少量为绮、绫和刺绣。研究其类型、纹样的题材和设计方法、织造的技术特点，可以勾勒出丝绸之路上织物发展的过程。那一方方虽残旧却仍艳丽的织锦上所表面出的胡化风格，或强烈或淡静，或模糊或清晰，默默沉淀，耀眼夺目，仿若在讲述着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也再次向世人表明，塞上驼铃、大漠孤烟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中古时期中西贸易的主阵地，更是中西文化双向汇流的孔道。
（图片均选自上海古籍出版社《锦上胡风》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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