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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2年04月23日 星期一

    “文明对话史”丛谈(之七)

    中国式对话

    邹明军 张三夕 《 光明日报 》( 2012年04月23日   15 版)

        中华文明在与异质文明或异域文明长期交往中,逐步形成了自己主流的对话模式。其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包容性,即在承认对方存在的前提下与对方对话,吸收对方的长处,包容对方,崇尚用和平方式进行文明融合。具体而言,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夷夏之辩的尊王攘夷;二是在王道与霸道杂之的基础上追求以仁政统一天下的王道理想;三是以“协和万邦”的理念来建立与外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缓和文明的冲突。

        夷夏之辩或夷夏之争可以说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夏”象征高雅或先进的文明,“夷”代表野蛮或落后的文明。把华夏文明之外的异质文明或异域文明统称为“夷狄”或“胡”,当然包括某种贬抑的色彩。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在夷夏之辩的基础上形成的尊王攘夷,其原意是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和大一统的统治权威,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武力侵扰。尊王攘夷的实质就是尊崇华夏文明,排斥或抵御夷狄文明,由此而形成一尊一攘的文明对话模式。“攘”虽然也包含武力的抵御,但它根本上是一种防御性的,而非征服性的。从文明对话的角度看,“攘”中有“变”。孟子说过:“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用华夏文明去改变夷狄文明,体现了一种文明的优越感,但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文明对话的包容性。“攘”不是“灭”。当近代华夏文明遭遇与更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对话后,尊王攘夷的模式表面上不得不发生变化,由于武力上不如人,被动挨打,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攘”变成了“用”,也就是尊王“用”夷,或者说就是“中体西用”。在我们看来,“中体西用”骨子里仍然是尊王攘夷,不过是尊王攘夷模式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文明的包容性仍然蕴涵其中。因为,“西用”的前提必须是对“西”的包容,否则谈不上“用”。 

        在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中,夷夏之争主要是文明之争而非种族之争。在孔、孟看来,“文明”或“文化”高于“种族”乃至政体。因此,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上有一个重要现象,“较少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总体上说,自秦汉至清朝的二千余年,汉民族以其文化自然而然地而非暴力地同化少数民族,乃其主流。”“这一现象在世界史上值得重视。”(李泽厚《论语今读》)

        王道与霸道是中华文明在政治对话上的两个重要维度。“王道”一词,最早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集中论述“王道”思想最早见于孟子的学说。孟子提出仁政理论,仁政最终指向“王道”,这是孟子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批评梁惠王与邻国攀比心态以及好战思想,指出在国与国的比较或竞争中,本国的君王应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使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这就是“王道”。“王道观”,既可以用来指导国与国的比较或竞争,也可以用来指导文明的对话。在儒学思想里,“王道”可以抽象为君主以仁义统一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王道”常与“霸道”相对举。所谓“霸道”,就是以武力统一天下,以暴政安抚臣民。春秋五霸、秦始皇等奉行的就是霸道。

        有人根据王道与霸道的框架把中国古代战略文化与外交思想一分为三:即以孟子为代表的“纯粹王道”、以荀子为代表的“务实王道”、以韩非子为代表的“霸道”(参看陈向阳《务实王道睦邻外交》)。其实,孟、荀分别代表了儒家王道理想的两翼,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异。如果从文明对话模式的角度来看,王道的文明意义在于其和平性、包容性,而霸道崇尚的是排他性、侵略性或征服性。王道模式的关键在于以德服人,故儒家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反对暴力征服,如果“谋动干戈”,则恐“忧在萧墙之内”。(《论语·季氏》)儒家以仁政统一天下的王道理想实际上确立了文明对话的最高准则“道”。齐宣王曾经向孟子请教:“交邻国有道乎?”孟子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梁惠王下》)以大事小曰仁,隐含的是反对以大欺小;以小事大曰智,隐含的是小不能妄自尊大,鸡蛋碰石头。孟子这里确立的“仁”和“智”就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道”(准则),其实也可以作为规模大小不同的文明之间对话关系的“道”(准则)。不管是以大事小,还是以小事大,大小之间都是平等关系,必须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无论是在器物层面(如服饰),还是在观念层面(如宗教),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话模式均体现出“仁”和“智”的高明精神。

        中国文化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与邻国的和睦相处。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众多部族群居杂处,万邦林立。先哲明确提出,不同的部族、不同的邦国都应和睦相处。《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即和善)。”

        “协和万邦”的文明对话模式同样以包容性为基础。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要建立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必须本着“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态度,才能和平共处,才能缓和文明的冲突。不仅是儒家思想,包括道家和释家思想均向往安宁、太平的和谐社会或和谐天下。

        在“协和万邦”思想指导下,古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文化认同体系,其中朝贡体制就是通过经济让利、“厚往薄来”以达到文化羁縻的成功模式。尽管中华文明的认同体系在清代受到日本和朝鲜的严重质疑(参看葛兆光《西方与东方,或者是东方与东方》),尽管朝贡体制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倾向,过于重义轻利,但它建构的文明对话模式主要是以“协和万邦”为目的,而不以征服万邦为目的。“协和万邦”思想对于处理古代中华文明与周边异域文明的复杂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持中华文明长期与周边异域文明的和平共处,而不是相互消灭。同理,它对于中华文明参与维护当代世界和平也具有积极意义。

        尊王攘夷、王道理想和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对话模式的三个相互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建构了中华文明在与异质文明或异域文明对话中的价值取向及文化传统,其中蕴藏的精神气质和文明特质就是温和、中庸、非对抗性。正是温和、中庸、非对抗性导致中华民族在不同文明的交往和融合中能够兼容并包,使自身的历史发展具有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因此,中华文明史上没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也没有旷日持久的血腥的宗教战争,因此才会出现汉唐文明的灿烂辉煌,出现宋元时期宗教文明包容性的典范城市泉州。当然,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在西强我弱的后冷战时代,在资源日益枯竭的后工业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日益残酷,文明的冲突和对抗也日益激烈,中华民族温和、中庸、非对抗性的精神气质和文明特质正面临着比丧权辱国的晚清和抗日战争时期更为艰难的挑战。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坚持中华文明包容性对话模式,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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