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铃：学者的脾气

  陆昕所著《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不久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对祖父、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及其老师、朋友和学生的忆述追怀中，他生动刻画了一代学界耆宿、文化名人的鲜活难忘的群像。

    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也是祖父的老朋友，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祖父比他高几个年级。他们之间有这么一段因缘，祖父毕业后留校，一边做助教一边做国文系办公室的秘书。吴先生毕业时，祖父升到讲师不再兼秘书，吴先生则顶替了他的位置，于是二人移交了国文系办公室的那颗“关防”。不过吴先生的秘书位子也没坐稳几天，不久北大南迁，抗战全面爆发，这是后话了。

    吴先生以研究小说戏曲而著名，这里头离不开语言，所以他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语言学家。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他亲自讲给我听的一件事。那时某年中国书店办书市，我去观书时，恰遇吴先生在店堂的沙发上与店员闲聊，吴先生招呼我过去，问了两句家常，又开始说起旧人旧事。讲到罗常培先生，他说，有年罗常培（语言学家、社科院语言所所长）把我们这些当年的弟子聚到一块儿，聊起来说，这些个学生中谁得了他什么什么（指继承了他哪个方面的学术。罗常培是语言学大师，有多方面学术造诣）。张三得了他这个，李四得了他那个，王五马六又得了他什么，最后拿手一指我，‘吴晓铃得了我这个脾气！’原来罗先生和吴先生都是很有脾气的学者。

    吴先生为人率直，锋芒毕露，绝不修饰遮掩，学界人所共知，文风亦是如此。如他在《燕都》杂志上作文介绍他所收藏的手抄本《石涛见闻录》一书，文中的最后一段写道：“我的聚书，除了本门业务以外，遇到一些有用、有趣的小品也兼容并蓄，但是不讲版本，箧中所藏既不佞宋，也不尊元，都是些考藏家所不屑一顾者。然而敝帚自珍，时或想到辑为一部小丛书尽收之以公诸嗜痂者流。可是，我未请得准许出版执照，擅自印行则有干禁令；交付出版单位，又怕叫我“赞助”，或交给我若干部自行叫卖。万般无奈，只好写写这样不痛不痒的短文，捞几文副食补助，其可也。

    说起吴先生的脾气，有一次还与我有关，那是八十年代中，有位×××出版社的编辑，因编书时遇到些戏曲小说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吴先生。我和吴先生较熟，就带他去了。吴先生开始还很客气，待对方一报家门，吴先生马上脸色一沉，说：“对不起，×××出版社的人我概不接待。”对方装做没听见，继续提问题，于是吴先生放大嗓门，毫不客气地说：“我说了，×××出版社的人我概不接待。您请便吧！要不然我可不客气！”接着又冲我说：“陆昕，对不起啊！我这不是对你！”我赶紧站起来让那人和我走。吴夫人听见动静，也赶快从书房出来送，一边送一边说：“陆昕，他就这脾气，你别……”我倒没什么，后生晚辈，没什么可抱怨的。和我同去的那位编辑倒是有些名望地位的，后来还做了很大的官。他脸上挂不住了，一头走一头说，我倒安慰了他半天。

    有一回，某红学家要开什么发布会，宣称掌握了新证据，有了新发现。吴晓玲对此人很看不上，认为他做学问不踏实，又一味狂妄自大，决定去教训教训他，因为吴晓玲手里有证据，是外人没见过的古代文献，具有不可动摇的说服力。他头去的前两天和祖父在外边吃饭，吃完饭在我家门道里与祖父说起此事，说“过两天我去的时候要‘内穿铠甲，外罩锦袍’（《甘露寺》里面的一段戏词）”，吴晓玲照京剧念白说完这八个字，还走了两步，做了个身段儿，哈哈大笑起来。

    祖父说，吴晓铃的父亲去世时，吴先生发来讣告，祖父本要去，可那天喝醉了，忘了。我曾祖去世时，祖父也给吴先生发了讣告，吴先生也没来。“这样扯平了。”祖父笑道。

    吴先生脾气有些大，然而在学问上却很谦和。记得“文革”结束不久，大概是原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在一个礼堂里请祖父给中学语文教师讲古汉语，那日去的人有近千之多，吴先生也去了，坐在下面。祖父一句：“我已十三年没上讲台了。”先赢得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随后主持人说：“台下还有语言学家吴晓玲先生，我们请他上来坐。”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只见吴先生走到台上，涨红了脸，两手抱拳，连连向台下作揖，随后坐在祖父旁边。又有一日，他来家闲谈，祖父与他谈起“腌臜”两字，并引证《红楼梦》。谁知第二天一早祖父还未起，吴先生即登门，并携来他所藏的海内孤本《红楼梦》脂批本之一，证明祖父所言不虚，使祖父大为感动。

    吴先生也是将作学问视为第一的人。某日，他打电话给祖父，说：“我得向您讨教，我要查条资料，……记得在《淮南子》里头，可我把《淮南子》从头到尾翻了两遍，就是没有。您知道出处吗？”后来祖父帮他查出来，他高兴极了，连声道谢。他还常常嘱咐我，一定要把祖父的学问继承下来，这可是绝学。我有位朋友，其祖父是著名历史学家，因家世关系也认识吴先生。有次吴先生问他现状，他说他在街道办事处搞三产。吴先生听后不以为然，说：“你可要归队啊！”不过我们二人都没能继承家学。我后来转向文字，他至今依然经商，都辜负了吴先生的嘱托。

    有时请祖父在他得的书上写题跋。比如有次他跟我说，他曾得了黄侃的什么什么手迹，“我还请你爷爷在后边作了一段很长的跋。”他很得意地说。他也送祖父书，比如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北大讲义本，郑奠旧藏，送祖父时他还在上面做了题跋。他爱读林琴南的翻译作品，如我家的旧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他从我父亲处借书的借条，上写“今从陆敬处借得《说部丛书》八部”，下面依次开列“1.《歇洛克奇案的开场》，2.《金丝发》，3.《七星宝石》，4.《贼史》，5.《爱国二童子传》”等等。他也看杂书。张中行的《负喧琐谈》出版后，张先生送了祖父一本。我觉得好，推荐给吴先生看。几天后去取书时，吴先生说：“那天你走了，我拿着书上楼，一夜没睡，看完了，写得好。”

    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是在一个夏天。那年，非常热，吴先生上身赤膊，直冲我说对不起。当时他身体已很坏，非常消瘦，但手中依然夹着烟卷儿，烟灰缸是个长满绿锈的青铜小鼎，不知是否商鼎周彝，因他喜欢收藏文物。他坐在一个精致的红木大理石心的小凳上，说夏天坐这个凉快。他依然健谈，谈笑风生。先是问我祖父的遗著未出版的还有多少，他要为我联系出版社。然后谈起他藏着一个有黄侃和他父亲黄云鹄二人墨札的手卷，曾请我祖父做过跋。又谈起他前两年访问印度的见闻以及他早年在印度求学的经历，最后谈到侯宝林，言语间对侯先生流露出十分深厚的感情。

    不过他似乎还是“爱管事儿”。我们聊天时，他女儿坐在客厅另一头看电视剧《渴望》。声音不大，也未对我们有影响，可他忽然间冲女儿颇不耐烦地说：“关了！破《渴望》，有什么可看的！”女儿很不高兴，嘟囔了几句，但还是关了电视，起身离开。他依然谈兴不减，大讲在美国讲学的经历。

    未久，听到吴先生下世的消息。之前有人去看他，他病已沉重，对来人说：“这回我可要交待了！”不久，女儿回来，为他买了想吃的东西，来人一看，卤煮火烧。听至此，我心中一阵感慨，祖父临终前不久，我也去买过他想吃的东西，豆汁焦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