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海洋

    2011年岁末，中国第一部海洋文化纪录片《走向海洋》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和纪录频道等多个频道隆重推出，收视率节节攀升，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段的电视剧。开播第三天，在互联网上的视频点击率就达到了十几万次。2012年，《走向海洋》又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重播，其同名图书也多次登上首都多家大型书店和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可以说，《走向海洋》的热播已经成为一道独特而醒目的文化景观。国内的纪录片业界和思想界一致认为，《走向海洋》第一次用纪录片的语言，对中华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作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与形象的展示，独具匠心地运用电视艺术的综合表现手法，唤醒了民族记忆深处的海洋印记。本报将片中第二集《海上明月》的解说词以及专家点评进行摘登，以飨读者。

    区别于过去看过的其他海洋作品，《走向海洋》没有带我们去观览海洋生态奇观，而是在典籍的阅览中，引领人们沿着历史走廊，从地理发现、文化心理、经济生存的角度，诠释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步步深入地把我们带向战略高地，提供了历史厚重、角度新颖、观点鲜明的海洋观。

    ——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副总编徐海鹰

    公元1129年，中国农历己酉年。南宋王朝的命运正漂浮在这片海面上。金朝军队在兀术的统率下，追击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为了避敌从台州入海，大约有半年时间，宋高宗的御船就在温州一带徘徊。“《宋史》上面把它叫做‘己酉航海’，讲得好听，就是用水师保护着他流亡海上，这实际上就是宋、金第一次在海上的交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介绍说。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晕船，首先减弱了金朝士兵的战斗力。接着，他们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这支水师，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400多年前，在白村江海战中，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发展到宋朝，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

    金军一触即溃，仓惶北顾。当兀术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双方在焦山寺外的江面上激战40日，据说，战斗最激烈时，韩世忠的夫人梁氏亲自在焦山寺击鼓助战。最终，南宋的8000水师将10万金军包围在了南京东北70里的“黄天荡”。兀术被围之后，曾提出以财货名马借道的要求，但韩世忠严词拒绝，万般无奈之下，金军花了40天时间掘开老鹳河古道，狼狈逃回北方。 

    公元1161年9月，金朝皇帝完颜亮率数十万大军再次侵宋。和以往不同，完颜亮将取胜的希望也寄托在水师上。他命令7万金朝水师，携战船600余艘，从山东密州出发，沿海路，入钱塘江口，准备直捣南宋的都城——临安。虞云国说，宋朝情报机关及时收到了这个消息，派遣著名将领李宝，带领宋朝水师朝北，就是沿着东海直接抄到山东半岛的胶西。

    10月，南宋将领李宝率水师3千，战船120艘，直扑位于山东黄岛的金军水师大本营。在兵力上，南宋和金朝是：3千对7万。战船数量是：一百二十对六百。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宋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世界海军史上第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海战，正在中国黄海海域进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欣说，南宋水师不仅战胜了人数超过自己20多倍的金军水师舰队，而且还俘虏了金军舰队的副统帅完颜家奴。一个月后，南宋水师又战胜了由金朝皇帝完颜亮亲自指挥的金军舰队，不久，完颜亮在长江北岸被部将射杀。

    此后，金朝再也没有能力威胁南宋政权，很大程度上，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幸而大量人口南渡，使物产丰富的南方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局促于东南沿海，即使生产出再多的东西，也找不到更大的市场来消化这些产品。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依然入不敷出。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欣说，南宋的统治中心是江苏和浙江两省。这里古称为“吴越”。自古以来，“吴越”的居民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海洋性格。古籍记载这个地区：越人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而吴国更是“不能一日无舟楫之用”。 

    当我们把指南针装在罗盘上给世界所有出海人导航的时候，如果不能说是中国人第一个认识了海洋，但是也决不是最后一个，更不能说一直没有认识海洋。从秦始皇到朱棣，再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我们的先贤仁人、革命领袖，无一不把他们的目光投向那片蓝色的海洋。因此，后来的人一定要以海洋的胸怀和气度正确评价我们的历史，评价中华民族在走向海洋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刘星

    1955年，广东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艘陶制的船只模型。专家们推测，它很可能是一艘河海两用船只。为了验证这种推测，1974年，奥地利人类学家库诺克·诺伯尔按原样复制了这艘船。船只从香港起锚，沿日本海岸向东北漂去，在太平洋中航行了3000多海里，最终抵达阿拉斯加。也许就是搭乘这样的船，公元166年、东汉延熹九年，罗马帝国执政者安东尼派出的使节来到中国。许多学者认为，这是东、西方海上通航的起点。

    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宋高宗赵构曾下诏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但是，在海上，他们遇到了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强有力的挑战。早在公元前后，印度商人已经航行到了东南亚，并定期与来东方求购胡椒的罗马帝国航海者交易。而从唐代开始，阿拉伯商人就垄断着从印度洋，穿越红海、波斯湾，直到地中海的贸易。

    中国的船队，如何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呢？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巨大的宋代船舶，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也留下了类似的纪录：“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养豚、酿酒中……”船上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除了船，南宋的优势，还在于驾驶这些船的人。在宋代，航海家们对季风和洋流已经颇为熟悉。在福建泉州的九日山上，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记录航海前“祈风”的石刻。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写道：“在11世纪中，他们在潮汐理论方面一直比欧洲人先进。”流风所及，甚至宋代的士大夫对于海洋气象、水文知识也不陌生。在《梦溪笔谈》中，记录了4种指南针的装置方法，这提示出另一项先进的航海技术——罗盘导航。

    罗盘随着船队一起到达了印度洋，印度和阿拉伯的航海家们如获至宝。接着，欧洲人开始受益。恩格斯曾十分肯定地指出：中国“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在1180年左右”。此后，“指南针”，不仅为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凭借无可比拟的科技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巨大的中国商船，往来于广阔的海洋之上，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到1128年，海外贸易所得已占居国库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通过片中所梳理的大量史实，使我们能够深切领悟到中华民族自殷商时代以来就有征服海洋的勇气，我们的先人们具有足够的智慧扬帆远航，中华民族同样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魅力，基于此，为当下观众对纯粹农耕文化的身份归属又提供了一个可备一说的参照面。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

    海外贸易，极大刺激了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江、浙一带的纺织业原本就很发达，此时，生存于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聚居城市，出现了“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盛况。而大批的瓷器，从景德镇、越州、龙泉等窑口，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海外。远洋贸易带动了制造业、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的兴盛，一个个港口城市脱颖而出。市场，成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甚至农业和种植业，也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日根举例说，像福建主要以亚热带气候为特征的地区，可以依靠甘蔗、棉花、柑橘和荔枝等经济作物，成为它赚取利润的重要产品类型。尽管当地政府往往从维持整个地方经济的稳定角度出发，想劝说当地老百姓种植粮食，但从结果来看，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市场经济对老百姓的吸引力实在太强了。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中国，不仅和整个东半球的贸易伙伴交换着商品，也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工艺，传播到不同的港口、城市和村庄。建立在商品经济之上的现代世界的雏形，呼之欲出。

    （纪录片《走向海洋》摄制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