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会论要

    福利社会的提出和类型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社会福利研究领域，国内学术界最近提出了“福利社会”这一概念，主张在政府主导下，建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事实上，“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的概念大同小异，“福利社会”的概念更多强调在社会福利中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参与，而“福利国家”概念更多强调国家的主体责任。

    丹麦著名学者埃斯平—安德森在1990年出版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首次提出“福利体制”的概念，并对福利国家做了三种类型的划分：一种类型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以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国家作为典型。在这种模式当中，国家通过高税收来实现无所不包的、普遍主义的福利制度设计。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福利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在国家、市场、家庭责任划分上，更多突出个人和家庭的作用，通过国家提供有限度的、对于贫困者的社会救助来实现的一种选择性的福利模式。第三种是保守主义的福利模式，以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在这种福利模式下，注重集体主义，强调通过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来构建面向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福利体系。我们国家不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从福利体制的类型划分上，我们又将构建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呢？

    中国社会福利的制度变革和特征

    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学习苏联模式，在农村和城市构建了两大板块、低水平的但相对平等化的福利体系。在城市，针对劳动者是以国家保险为主体、以单位福利为补充的制度设计，辅之以针对少数贫困者（如城市“三无”人员）的社会救济；在农村，则是一种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福利。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国家—单位保障下的普遍主义福利。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较大改变。许多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制度基础逐步瓦解、制度有效性明显降低等问题，在更多领域则是制度扭曲或者配套制度残缺不全。福利住房、公费教育也开始向市场化、商品化、私有化、产业化方向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新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出来，构建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归纳起来，当今中国社会福利建设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其一，经济发展主导的制度变革。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福利的变迁是政府主导或政治拉动的改革。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出发，政治系统的变迁受经济系统的影响，二者都有一个从分化到调适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虽然最初是经济改革或者经济系统的变迁诱发的，但当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逐步分离后，现阶段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改革或者政治系统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功能也正在或者已经从为市场经济改革配套的经济目标，转向解决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等多元社会目标。

    其二，急速扩张的制度体系。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福利出现迅速发展的特征，各项福利政策和措施进入快速扩张时期。在社会救助政策方面，中国政府先后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城市贫困家庭廉租住房制度、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险政策方面，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在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进一步整合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保险逐步实现全国统筹，其他保险实现省级统筹，制度的覆盖面逐步扩大，将受益对象扩大至劳动者和公民，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责任，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定型。在农村社会福利建设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农村低保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等构成农村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制度框架。

    建设一个有活力的福利社会

    所谓普惠型的社会福利，就是国家主导的普遍的、惠及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制度安排，至少是一种结果平等的、保证在市场经济下贫富差距不那么大、保证中下贫困者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制度设计。但怎样才算适度？“适度”涉及到中国的基本国情问题。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还是城乡二元板块，基本国情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建设一个福利社会的同时，不能不强调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是实现个人福利满足的最好途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大，福利社会只能是空谈。另外，我们国家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还处在建设中，新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看到。但是，制度之间怎么达到有效，怎么完善？这些问题仍然是值得思考的。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要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以社会问题为导向，以促进公平正义为目标，最终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活力的福利社会。

    所谓有活力的福利社会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发展是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这个口号到现在饱受争议。但是，我们现在同样不能倒过来说“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或者“福利优先、兼顾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到现在甚至以后多少年应该是整个民族国家发展的主体动力因素，不能因片面强调福利而滞缓了经济的增长。

    第二，公平的分配机制。这种公平的分配机制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劳动者收入报酬获取的公平，也包括个人和家庭财富、财产分配的公平，还包括在社会资源的获取方式上获得机会的平等和公正。

    第三，主体多元性。对于福利社会本身来讲，还要强调国家、市场、家庭共同对于个体福利的获取和满足的作用。政府也好，市场也好，家庭也好，都是充满活力和能动性的福利供给的主体。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