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知己半为鬼”

    “平生知己半为鬼”这句话,已经记不清楚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还是归庄说过。几十年前,我就知道这句话,但从未多想过,也从未用过这句话。几十年后的近十多年,我常念叨这句话,并且体会得越来越深。

    回想几十年前的青壮年时期,我不时收到一些红信封,是一些喜结连理的婚礼请柬。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去致贺,送几块礼钱,吃得醉醺醺,和新人打闹一会儿,兴尽而返。自打六十岁以后,这类红信封逐渐减少,到八十岁前后,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白信封加上黑字,写着某某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字样,内装讣告一纸——一位同年龄段的老友走了。每次总有那么几天惆怅、沉思,想想过去的交往,哪些地方对不住亡友,没有来得及道歉。结果不是临丧一哭,反思往事,就是写篇悼文,向空凭吊。

    到了靠九十的时候,连白信封都销声匿迹了,我暗地庆幸老友们都在延年益寿。偶尔有一次,我向北京一位超过五十年交往的老友傅耕野通电话,对方接听者是老友的儿子。我从他刚学步起,一直看着他长大。他含着哭音说,他的父亲已在3个月前过世了。顿时我气愤地问,为什么不通知我。他说父亲临走时嘱咐他,不要通知八十岁以上的亲友。耕野爱护亲友的心,令人辛酸。这使我回想起来,近年来,几乎都是丧事办完,才由晚辈来告知老友已去,固然减缓了一些悲情,但又引来怕知友的子弟登门或来函。“平生知己半为鬼”的阴影,总是像阴云般地笼罩着我的晚年,难道这是人生走向尽端无可避免的噩运吗?“平生知己半为鬼”，常常引起我对亡友的无穷思念。

    傅耕野比我大一岁,高一班。他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我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我们初识于1949年春,在华北大学二部接受南下培训时。秋天毕业分配,我俩因是名校历史系毕业,被范文澜副校长点名留在历史研究室工作,从此开始了诚挚的友谊。后来我俩因有家庭负担,一个人的供给制不足以养家,他到北京市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我则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57年他因说了些调侃和不中听的话,被划为“右派”,发往茶淀农场劳改。1960年,我因接受政治审查被“内控”,好在我还有工资,能有机会稍加帮助。他劳改了20年,我内控了18年,终于在1978年同时落实政策。他又留场两年,当上可以自由出入农场的采买工,每周可以回家一次,月工资29元。两年后,他可以回城了,但原单位不接受,被重新分配到北京市工程局东城养路队。每天穿着号坎,走在大街上,走几步从油车里舀一勺沥青油,泼在柏油路的空缺处。干一段时间大概是休息,他就在边道牙子上坐一会儿,拿着破草帽扇风。那时起他开始重理旧业,散工回家,便兴致勃勃地写字作画,并为自己的新作起了新笔名——“清道夫”,一则表明他现在的身份,再则他内心要与民国初年的书法家清道人李瑞清并肩。他很乐观,曾为外贸部门批量生产书画工艺品,待家道稍好的时候,就放弃这种牟利的手段,回到正儿八经的正途上来,渐渐成为京城颇有名气的书画家,家庭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但他却由于长期抑郁,劳动过力,以致身有宿疾,在八十多岁时就离我而去。尤其是弥留之际的不惊动老友的嘱托,更令人神伤。

    像傅耕野这样的老友,我有几十位,其中的一多半已离开嚣然红尘,走向虚无的空灵。对逝者说,可能是一种解脱,但对我来说,却是失去了同年龄段的共同语言,失去了偶尔调侃的情趣,失去了互通灵犀的沟通。同时,也让我终于理解了这是人生的必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出现这种令人难耐而又不能不接受的人生之经历。今日我对亡友感叹“平生知己半为鬼”,异日我的挚友也会用这样一句话来感叹我。人生幸福达为先,愿老人们多通达些! 

    (作者为著名图书馆学专家、地方志专家、史学家、作家、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