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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到的是季羡林先生于1950年第一学期在北京大学开设《印度史》课时亲笔填写的课程内容进度表。
《印度史》在当时北大东语系是必修课，每周授课3小时，学分3分，教科书是讲义形式。课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史料、早期史、亚历山大、孔雀王朝、阿育王、西北部的入侵者、笈多王朝、中世纪的印度等九个章节。第二部分为早期回教的侵入、莫卧儿帝国的创立、阿克巴大帝、贾汉喆、邵加汉、奥朗则布、莫卧儿帝国的衰落等七个章节。在课程内容进度表教材纲要一栏，季羡林特别注明“从印度古代史讲起，但把重点放在现代史上，在讲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两件事:(一)中印文化交流的情形。(二)现代印度许多政治上、文化上奇怪现象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在参考书目一栏，列出的书目是《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
印度是我国的近邻,文化灿烂。自古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就有传统的交往。我国对印度文化、印度历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清代，西学东渐，我国的有志之士也开始了对印度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清代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曾引用了大量中国典籍中关于中印交往的记载，客观上起到了介绍中印文化交流史的作用。
20世纪20年代，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著作。如梁启超发表的《佛教之初步输入》、《中国古代翻译事业》、《中国印度之交通》、《翻译文学与佛典》和《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等文章，全面而深入地考察和论述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向达于1929年出版了《印度现代史》一书，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诸多名家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导致各大学也开始关注印度文化的教育和传承。1917年，蔡元培对北大实行课改，其中就有“印度哲学”一门，但此后一直起色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资缺乏。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热心新文学运动的胡适借势到处延请印度学人才，但仍然没有建成独立的系，直到1946年季羡林的归国。
1946年季羡林留德归国，在汤用彤等人的力邀下，他婉辞剑桥，35岁出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季羡林初创东语系时，只有4位教师。不久又增加2名教师。学生人数比教师还少。在红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东语系办公室里，足够召开全系师生大会。当时东语系是北大最小的一个系。解放后，由于国家急需培养对外翻译人才，经过外校有关专业的并入，东语系人丁兴旺，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
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季羡林从德国回到国内以后，其研究的环境与条件跟德国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说季先生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梵语、印度学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解放后在东语系的教学中他开始把自己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多地跟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联系起来。这就是他在教材纲要中强调“从印度古代史讲起，但把重点放在现代史上”的原因。
他曾多次强调“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历史。或者说，弄不清印度文化、印度佛教，就弄不清我们自己的家底。”因此要求学生既要了解“中印文化交流的情形”，又要发现“现代印度许多政治上、文化上奇怪现象怎样在历史上形成的。”
关注“中印文化交流的情形”，也成为季羡林一生重要的学术方向，其后来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著作，准确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资料功夫坚实，论断谨慎而恰当，成为后人了解印度历史文化的可靠教材。
季羡林通解多种外语，在研究中能够使用各类外语的原始资料，从他给学生列出的参考书看出他的教学特点。《印度史》这门课他开列的参考书是《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这本书是前苏联著名东南亚历史专家A·A·古别尔（1902-1971）的作品，1947年由吴清友翻译出版，建国前后曾陆续再版。该书第一篇的第二章即为印度，对印度史有比较详细记载，在当时是本比较新的外国学术著作。
听过季羡林课的同学回忆，季羡林治学的门径、方法，以至兴趣方面深受他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的影响。辞章考据，既博且精，重考据亦通义理，取径不落窠臼，时时有新意，言之有物。
回顾季羡林的一生，他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著作等身，在教学和研究中由语言而文献、而文学、而历史、而文化，中印皆通、中西皆通，亦印度亦中国。正是这种研究态度，为季羡林日后东方学的成果奠定基础，1986年在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中，他首次提出了“在五光十色的、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拿东方和西方的尺度来看，前三者属于东方，最后一个属于西方”。此时的季羡林对东方学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对东方语言文学的研究和思考，上升到了文化和哲学层面，因此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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