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马的不了情

    最近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战马》,将人与马的不了情讲得曲折逶迤，荡气回肠。在异常激烈的战争中，是一匹马让对峙的两军停止了对攻，在短暂的五分钟的和平时间中，马成为人类沟通的桥梁。

    记得布封在一篇写马的散文中讲，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驯养的马是天然品质被人工改进过的马，是从小就被人养育、后来又经过训练、专为供人驱使而培养出来的马。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对这种动物的奴役或驯养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它们时，很少是处在自然状态中。

    而马这种最桀骜不逊的动物的驯化一直是考古学中讨论最为激烈、争议最大的问题。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大量马骨的出土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三十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最近考古学家在波台遗址又找到了马被驯化的新证据，他们在遗址的出土陶片上提取到了可能是马奶脂肪酸的有机物残留物。以往研究证明，人类在将牛、绵羊和山羊驯化之后不久，很快便开始了乳制品的利用。该项研究通过对陶器表面残留脂肪酸的碳、氢稳定同位素分析，识别出波台人食用马奶的证据，参考其他的考古证据，充分说明波台的马已经被驯化。

    马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或游牧民族的标志。大量的考古研究已经清楚表明，早期游牧人群和农耕人群的分离出现在青铜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而从公元前3千纪中期开始，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中欧亚北部地区，经济类型发生了变化，从狩猎型经济转变为生产型经济。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马一直被认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公元前2千纪，时间相当于大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这时马车出现。在流动的过程中，密封的马车给移居者们提供了搬迁的工具和挡风避雨的遮体，而且轻型的两轮马车有可能已经用于战场和控制畜群。而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时间相当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出现时期，这时期骑马早已经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成熟期。

    “马的驯化”之所以成为近年来国际考古界探讨的一个焦点课题，还因为它牵涉到“印欧人起源”这一重大问题。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早期游牧人群是以马、牛、羊为主的专业化游牧人群。因此，马、牛、羊的驯养史与游牧的出现密切相关。1956年，国际学术界提出“库尔干文化”的概念，用来描述灵活机动、骑马好战的父系氏族部落文化，以区别欧洲古老的定居、和平的母系氏族文化传统。1985年，学者安东尼指出，马的驯化和印欧语的起源是库尔干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并且指出马是导致印欧语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中国最古老的马车是在商朝安阳的墓地中发现的，与马车一块被埋葬的是马和马夫们，都是随葬的牺牲品。这种类型的马车是贵族们用来展览、打猎、作战用的。在中国所出现的这种类型的马车已经是很成熟的了。在轻便马车从西方传入中国之前，似乎没有其他类型的车载运输工具，后来，到了周朝时期，马车就成为了贵族在坟墓中标志身份的随葬品，同时也成为周朝和外族军队的核心力量。

    从五千年前被驯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马都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作战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19世纪遗留下来的骑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的一个骑兵旅通常包括由九千二百名骑兵和九千八百匹军马组成的三个骑兵团，所向披靡。只是由于机枪和手榴弹的使用，大家才不得不将马匹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后方，用于运输，而随着坦克等武器的出现，战马最终也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

    《战马》的作者迈克尔·莫波格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他讲述了一战时一个孩子和一匹马的感人故事。1914年一匹叫乔伊的枣红色小马被一位酗酒的农场主买了下来。它随后与农场主的儿子艾伯特成为了好朋友。一战爆发后艾伯特的父亲因为急需用钱，把乔伊卖给了军队。艾伯特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找回乔伊。在战争中，乔伊几次易主，但无论是在战场中牺牲的英国军官还是当逃兵的少年两兄弟，亦或是老农场主和他的孙女，他们都由衷地爱护这匹马。乔伊感受到了人类对自己的关爱，在乔伊一次次穿过战火，伤痕累累几乎丧命时，最终遇到了在战场上受伤的艾伯特，并和他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家乡。

    其实马一直以来都被人类认为是一种高贵优美的动物，代表着力与美。中国人认为马是行走在地上的龙，故有天马之称。而骑马对欧洲人而言是一种艺术，马术这一项历史悠久而典雅的运动也于19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列入比赛项目。而人与马之间的感人故事更是流传久远。（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