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生活，他们为何欲罢不能？

    蹲点日志：从早上8点,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即便25分钟的午间盒饭时间,也被进来的学生打断好几回。扔下饭盒,又是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类别不同,性质各异。到了下午3点,看着早上8点迎接我们时那张充满朝气的脸渐渐黯淡下去,好似对着镜子照见疲惫不堪的我们，盼望着下班时间早点到来。但是,这个时间点,对辅导员来说,还仅仅是一天工作的“赛程”过半。

    李晓京每次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都有点小郁闷。

    李晓京本科就读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专业是管理科学与工程,是当下就业后很快就能拿到高薪的专业。但是,她却选择留校从事在薪水上难与同学比肩的辅导员工作。

    “在学校时感觉特别好,老师、老师的被叫着,感觉挺受尊敬。可一参加同学聚会,那种落差,有些失落。”

    “老师,我们现在好好学习,工作了好好干,一定回学校捐个大楼,再以你的名字设个奖学金。”有一次学生们对她说的话,让她找回了感觉，“听他们这么说,我特别想哭,但内心却甜滋滋的。是啊,人生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再出去同学聚会,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状态好,是同龄人中难得的心态好、精神好的那一位。”

    忙碌并快乐着,偶尔也有一点小彷徨,这是记者采访时观察到的大学辅导员队伍的状态。

    忙碌,那是没商量的。“上头千条线,都穿我们这根针。”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辅导员武镒说。学校有许许多多部门,只要和学生沾边,最终总是落在辅导员头上。学业、学风、心理、教务、团学、党建、就业、社团、资助、安全、医疗……婆婆多、事情多。

    彷徨,也总在困难无助时,悄悄掠过心头。

    这些彷徨,有时来自他们对个人发展前途的隐隐担忧。“年轻人都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但现在的辅导员,缺少专业化的发展平台、专业化的工作内容与科研环境,也缺少专业发展的激励机制,让人感到做辅导员不能是一辈子的事。可如果今后想转岗做教师,讲师、副教授、教授一路走下去,也很难,毕竟辅导员工作比较繁重,头绪多,真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看书做研究。”已当了10年辅导员的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蔡立佳说。

    有些彷徨,来自生活中的挫折感。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党委副书记、辅导员隋璐璐,家住南四环,每天早上6点出门,晚上10点到家,不到两岁的女儿跟着奶奶睡,有时她会把熟睡的孩子抱到身边,可半夜女儿一醒,发现身边换了人,“孩子大哭起来,喊着‘要奶奶,要奶奶’。那时,我特别难过,觉得女儿都不需要我。”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是被成长的烦恼缠扰的学生,尽管总是心怀愧疚,但又总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学生,“也许是当辅导员的本能吧。”隋璐璐说。

    还有些彷徨,来自个人情感生活。“我和男朋友都在一个学校,感情挺好,可一周也难得见上一面。”李晓京说。

    辅导员工作的专业要求及其复杂性,也让他们不时感到小小的吃力。理工专业背景的,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心理学等方面的系统知识,还有,怎么与学生沟通,怎么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这既需要理论,又需要技巧”,于是,学热能工程的蔡立佳的案头,摆满这些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学:文化与内涵》、《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学哲学用哲学》、《心理助人精要》、《发展心理学》、《大学生心理适应指南》……

    正在读硕士、博士的辅导员,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今年1月,我硕士论文开题,真是特别苦,特别累,忙一整天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可能读自己的书,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李晓京说。

    “辅导员工作是一份良心活。”隋璐璐说,“学生的每一点改变都会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蔡立佳说：“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快乐的,面对学生年轻的心灵,跃动的青春,无限的可能,对我们总是深深的依赖与信任,让投入其中的我们总是欲罢不能。”

    （本报记者 王庆环 李玉兰 丰 捷 本报通讯员 邓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