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立国根本”

    步入百年的中华书局,这几天,员工们的感觉似乎有些不一样。大家从中华书局创办者陆费逵的铜像前走过,不禁想起2009年4月8日。

    记得那天,中华书局的同仁们挤坐在510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老者,雪染双鬓;少者,风华正茂。简朴的房间因冯其庸、袁行霈等当代著名学者的到来,蓬荜生辉。陆费逵铜像揭幕仪式,与聘请六位先生为书局学术顾问的仪式同时举行,四位未到会的受聘者,为学界大家季羡林、何兹全、任继愈和饶宗颐。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

    从那一天起,陆费逵又回到了中华书局。其实,在一个世纪中,他又何曾离开?

    从那一天起,中华书局的同仁们每天都从陆费逵面前走过,在他注视的目光中,划动中华书局前行的橹桨。

    百年,有些漫长;百年,只是一个瞬间。

    这漫长,足以使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足以使微不足道的开端成就为一桩伟业。

    这瞬间,分明让我们感到,一个世纪前的宣言犹在耳畔,往事就在昨天。

    一个世纪,我们这样走过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这一天,在上海,中华书局应运而生。似乎是因其太弱小,它的诞生甚至没在上海滩留下声响。

    但仅仅50多天后,《申报》一隅,一则简短的文字广告却石破天惊。中华书局在它的宣言书中写道:“……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从1840年中国步向贫弱,万万千千中国人梦寐以求是强国。但在此之前,尚无哪家出版社将自己的强国选择描述得如此清晰。

    从此,金甲竹帛、诸子百家、官私史册、唐诗宋词、佛道典籍、敦煌宝藏、海外逸珍……中华人在民族精神的田园中殚精竭虑,将中华文化的瑰宝呵之护之,传承弘扬。三万余种图书,梁启超、马君武、叶圣陶、李劼人、徐悲鸿、刘海粟、齐燕铭、吴晗、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王力、钱锺书、唐长孺、启功、季羡林、任继愈……一个个名字跃然其上。百年,多少人与事,不尽书与文。在中华书局这中国近代文化的巨卷中,留下的只有比人长寿的书,珍藏的只有心底始终没有改变的激情与梦想。

    从此,中华人的行列里,走进了范源廉、舒新城、张相、李达、田汉、张闻天、金兆梓、陈伯吹、钱歌川、金灿然、宋云彬、章锡琛、陈乃乾、徐调孚、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李侃……他们把心血和智慧融入惠及当代、泽被后人的万千出版物之中,不求功名留世,却满足于“为他人作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一氓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次次指示与重托,更唤起中华人“致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古籍整理出版水平”的激情与力量。百年,斗转星移,万千变化,但中华书局为实现理想的脚步不曾蹒跚,写着追求的旗帜始终高扬。在一个世纪的坚守中,她把自己镌刻进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出版史、近现代学术思想史。

    写在出版物上的追求与贡献

    一百年了,中华书局宣言书中说到的那套教科书还在。实物上,积满岁月的沧桑;记忆里,书香依然绵长。

    这套编撰于清王朝风雨飘摇之时的教科书,集中体现了陆费逵超人的眼光、胆识与追求。中华民国成立后,这套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先进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迅速风行全国,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地位,也成为中华书局百年基业的柱石。25年间,其不断修订重编,流布范围从中国大陆延至东南亚国家华侨学校。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从开始接受现代化的启蒙教育之日起,就和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年,从乡村到县城中进入高等小学的。这所小学中师资的质量并不甚好,但所用课本则全部都是中华书局编印的‘新式中华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使我的耳目一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开拓了我的思路。例如,这时我才知道世上的伟大人物并不只是尧舜三王、周公、孔子、孟子、朱熹等人,而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美国的首任总统华盛顿等人,也同样是一些伟大人物……”

    一百年后,学者葛兆光谈到中华书局的历史作用时说:“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从教科书发端，中华书局在它的出版物中，体现着坚持进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方向。《中华大字典》总结吸收了《康熙字典》出版以来二百余年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是辛亥革命后最早的一部重要辞书；经百余人先后二十年努力编纂完成的《辞海》，是当时我国唯一一部综合型大型辞书；此外，中华书局还最早以现代排印方式整理出版了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等许多重要古籍。

    “梯航学海通今古，鼓扇雄风迈宋唐”（郭沫若语）。1958年，中华书局被确定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从此，中华书局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校点整理为代表的古籍整理，《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诗》、《甲骨文合集》等大型图书的整理编纂，近年《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经部合集》、《中华民国史》等重要史料、学术著作的出版乃至文史哲普及读物的策划编辑，奠定了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历史地位，履行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担当。

    2006年，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整理本开始刊行近半个世纪后，中华书局提出启动修订工程，立刻引起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上世纪60年代进行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经范文澜、吴晗与金灿然认真筹划，由中华书局组织实施，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历时二十年完成，这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对中华文化传承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2007年，修订工程启动，全国数十家高校、二百余位学者参与其中。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重点支持。

    当年出师时的悲壮历历在目：任继愈先生抱病出任总修纂，年已96岁的何兹全先生甘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时年94的王锺翰先生说，修订“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没有了”。住在医院里的季羡林先生写来的信热情洋溢：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中华书局的修订版“二十四史”出版之日，就是古籍整理与出版的黄钟大鸣而特鸣之时，也是庆贺中华书局百岁华诞的二十四声礼炮齐鸣之时。

    此刻，礼炮齐鸣时，诸先生却已先后离去，惟有他们留下的话语依然滚烫，惟有陆续来到读者面前的新修书卷墨香袭人。

    一个世纪，中华书局对这个时代的贡献令人瞩目。“环堵半是中华书”岂仅是学人书房的风景？“中华书局给了在文化沙漠中的我们一个文化中国”，长于台湾，在西方哲学中结识了尼采，又辗转回到庄子世界的陈鼓应这样感悟。对于学者李学勤，中华书局有着特殊的意味：“研究和教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的古文字学研究，无论是内容的出版，还是学科的组织工作，都离不开中华书局，中华书局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南京大学最近完成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也作出评价，在全国近500家出版社中，中华书局各学科图书学术影响综合排名位居第二，其中历史学、民族学、中国文学等四个学科名列第一，考古学、语言学等四个学科名列第二。

    比中华书局年轻十岁的著名学者冯其庸道出了社会共识：“近百年来,中华书局为继承、维护、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有孔子、屈原、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思想文化圣哲和英雄豪杰。他们筑成的精神长城,现代主要是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传承下来的,这些出版机构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近百年来中国的杰出人物，几乎都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书。”

    薪火相传，我们共同的担当

    一部中华书局出版史，记载了多少作者、编者、出版者为书香永驻共同担当的佳话，留下了多少为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相挽前行的剪影。

    百年中，几代文化大家，或受聘来局，或特约著述，将才智乃至毕生心血浇灌中华书局的繁茂之林。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下过功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始终是中华书局编辑们的自觉。

    《辞海》主编舒新城珍藏的毛泽东、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引出当年陆费逵四处奔走，恳切延请由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加盟中华书局，共同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出版物的一段往事。

    而编撰者汪朝光写在《中华民国史》出版之际的一段文字似杜鹃啼血，呈现了为一部传世著作的出版，作者、编者、出版者的呕心沥血：“一部民国史，做了近40年。实际上，这也是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从‘险学’到‘显学’的40年，是民国史图书出版从‘冷门’到‘热门’的40年，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学术文化界从万马齐喑到风雷激荡的40年。《中华民国史》的编纂见证了这一切，也反映了这一切。而这其中，有前辈学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也有年轻一代的付出。40年间，参与编写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孙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中华书局参与出版工作的李侃、何双生等也已离去。”

    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家陶菊隐先生的回忆，则描述了作者与中华书局间的相濡以沫：“1945年日寇投降后，新城继续鼓励我修改旧作《六君子传》，并介绍我到中华图书馆借阅书刊，收集有关资料，以提高其质量。中华图书馆所藏书报甚多，我去借阅时，管理人楼、陈诸公给了我很大的便利，深为感幸。《六君子传》脱稿后，我又继续前往收集资料，写成《督军团传》、《蒋百里传》等书，均承中华编辑所审阅出版。”

    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袁行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心中的珍藏：1963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向他约写“知识丛书”中《陶渊明》书稿。当时27岁的他，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师。书稿写作蹉跎。先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后则因追求完美的写作，直到2000年，袁行霈将《陶渊明集笺注》书稿交给中华书局，才了了一桩心愿。“数十年中，书局的编辑从未催促过我，只是关注着我，不断送来书局的稿纸。中华书局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学者安作璋的感动同样持久：“初稿寄回来修改，除了边页上写的铅笔字和各种符号不算，单是粘在书稿里面的宽窄不等的大小纸条就有80余条，每条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这些都是有关修改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

    不断生长的记忆，接起百年岁月，续写着中华书局与她的作者之间一个世纪的学术情谊。

    “……因为没有礼堂，也没有较大的会议室，每次全体职工大会就在小院的天井里开，人们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搬个凳子坐在角落里，有的坐在窗台上。一眼望去，不是秃头顶、长胡须，就是驼背腰。青年人简直寥寥可数。”后来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记录的是1958年中华书局重组之时的境况。

    为组建一支胜任古籍整理出版使命的编辑队伍，金灿然忍辱负重。他奔走于书局与北大之间，推进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参与教学方案制定，延揽专题课教师，调拨图书资料，“通知我们到中国书店的书库里挑书，书款统由中华书局结算。此后，中华书局每出一种新书，都寄赠本专业图书室。”时任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副主任的阴法鲁教授曾回忆说。 

    学校培养难解人才缺乏燃眉之急。金灿然又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不拘一格招徕人才和学术权威，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近二十人，发配到兰州大学的北大教授杨伯峻便是其中之一。“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审查并任责编。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 

    让杨伯峻没想到的是，此后，金灿然又颇费周折将他由兰州大学调入中华书局，为此还挨了批评。

    “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部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金灿然对编辑职业的评价，何尝不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心中所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华书局成长起一大批学者型编辑、出版家，他们立足学术前沿，以高远的学术视野，选拔培育编辑加工书稿，赢得了众多大专家大学者的认同。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当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赞叹周振甫先生“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传为学林佳话。顾颉刚先生因病需动手术，预立《遗嘱》，其中说到：“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拳拳相托，殷殷期望，让中华同仁感到传续学术之责的份量。2010年底，《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把根扎进大众生活的深处

    出版精良、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和学术著作，是中华书局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始终是推动中华书局蓬勃发展的另一只轮子。从第一本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开始，无论是教科书、《辞海》，抑或是《小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为大众服务。

    国人对中华书局出版物的这一记忆，从未褪色。如今耄耋之年的吴小如先生还记得：“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做‘课外必读书’。”

    一个世纪，中华书局“为大众服务”的信念经久弥坚。

    《文史知识》，一本小杂志，洋溢着王力、季羡林、任继愈、庞朴等学术大家的睿智；纸页薄薄的《中华活页文选》，承载着优秀古代文史哲作品，被季羡林称为“是在全国人民对知识和文化的进一步渴望中的一场好雨”。它们都是中华书局为大众提供的读物，虽小，虽薄，但品质绝对上乘。

    2004年，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泛滥之时，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联手，推出了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随之策划出版了系列“正说”历史图书，引领了当时图书市场的“正说”风潮。

    透过《百家讲坛》的“论语热”，编辑们捕捉到“国学热”的端倪，于是，《于丹〈论语〉心得》首发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签售12600册；首月，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一时间，这一现象引起学术文化界和普通读者的热议。学者余敦康说“于丹是在现代人心中埋下经典种子的大功臣”。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也发言了：“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

    《于丹〈论语〉心得》也获得了海外版权输出的佳绩，以28个语种，34个版本覆盖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新的发展时期，中华书局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作出“守正出新”的历史选择。出版《国史十六讲》、《秦始皇的秘密》、“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姥姥语录》、《走向辉煌》、“一本书读懂”系列等大众读物，秉持整理古籍的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在古籍和大众之间搭起虹桥，相继推出“中华国学文库”、“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生活经典”、“中华思想经典”、“中华养生经典”等传统经典普及读物，以及《宅兹中国》、《现代中国的历程》、《〈读书〉十年》等学术文化著作，创刊发行《月读》杂志，使书局这位“穿着长袍马褂的先生”有了另一副青春的面孔。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有此见识，定行高远。坚持这样的追求，是中华书局之幸。唯其如此，当我们今天走进学者的书斋，走进图书馆，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华书局的百年，变得具体、生动而鲜活，那是一本本书册，可以传之久远，那是一个个思想，可以穿越时空。

    社会已经变化。理想不老、追求常新的中华书局，却依然年轻。

    (本报记者 庄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