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经济学道理

    编者按

    2月26日下午，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出版座谈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女士在谈及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及了本报1月6日“光明文化周末·作品”版刊发的《地税征收员的告白》一文中蕴含的经济学道理。本版特别邀请倪红日女士撰文详细阐述，并期待文学与其他领域进行更多的“跨界”对话。

    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了梁晓声先生写的这篇《地税征收员的告白》。因为我是搞财政税收研究的，所以它一下吸引了我，仔细地读了这篇文章。

    第一个体会就是这篇文学故事非常真实，这位税收征收（管）员道出了中国税收征管的实情。也许梁晓声先生感觉十分新奇，否则他不会将这个故事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了解中国税收征管工作的研究者来看，这不过是一个真实写照。我想，大多数税收工作者都会有我同样的感觉。这不是少数现象，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

    从我们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这个真实的描述中可大有经济道理。首先，讲述者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征税指标。基层税收征管所都会有任务指标，这个任务指标可比税收法规厉害。故事中说：“2000年后，全中国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GDP，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高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这里可以解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用以回答很多记者问我的问题：中国近年来为什么税收增长高于GDP增长？简单来讲，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税收任务指标本身就高于GDP增长指标。

    那么，为何税收任务（征税）指标本身就高于GDP增长指标？简单来讲，就是税收任务指标的形成与财政预算支出有着密切关系。从现在的财政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来看，一个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要接受很多来自中央、省、市等上级政府的行政指令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有资金和财力。这些“良好”的行政指令来自中央和省级的各个主管部门，但是到了基层，究竟有多少财力和资金能够完成这些行政指令？当地的老百姓最需要他们的基层政府干什么？这些都不得而知。如果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行政任务的需求远远大于财政资金的供给；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财政体制中“事权与财力的不匹配”。这背后是财政体制扭曲的深层次原因所导致的。

    其次，基层税务所领导的难堪处境与高明对策。这反映了当前体制扭曲下，基层领导的博弈之策。这个故事讲了不同类型的领导。大多数的税务人员和基层领导都懂得这样的财经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才有财政财源，所以税务人员在收税的时候，不能“竭泽而渔”，而要懂得“放水养鱼”。在实际征税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完成任务指标和“放水养鱼”的关系。故事中讲的征税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指标“收过头税”和有税暂不征收，藏税于企业的现象在各个地方都非常普遍，这是基层税务人员为了应对任务指标所采取的对策。

    再次，征税者与纳税人的关系。税收征管员长期处于尴尬地位，他们是政府的“化身”——因为要替政府财政收钱，但是他们又是当地居民，他们知道收的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故事也反映出，随着税收征管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随意征税的空间越来越小，纳税人的权益保护意识得到增强，征税人员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和工作要求越来越严格，这是一种可喜的社会进步。

    最后，这个故事表明，故事中所说的“中国特色”是不理想的体制造成的，纳税人不喜欢它，有正义感的税务工作者也讨厌它，但是好像又拿这种体制无奈。它需要改变，只有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才能改变。这就是改革者的任务，不断改变不合理的体制现状，创新适应中国国情的科学的财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