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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怀臻：著名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因《金龙与蜉蝣》获中国文化部戏剧文华奖，创作剧作包括昆剧《班昭》、京剧《李清照》、甬剧《典妻》、黄梅戏《长恨歌》、川剧《李亚仙》等。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恰逢罗怀臻从沪抵京，商讨青年导演培养事宜。在下榻处，他与记者谈起了最新出台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念，以及他经常思考的民族戏曲和传统文化问题。
记者：近日，《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本届政协会议文艺界委员联合组发言时，提倡“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您觉得《公约》的意义何在？您怎么看文艺界核心价值观？
罗怀臻：《公约》出台在一个文艺界价值取向稍显模糊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双重背景之下，是文艺界“从我做起”的文化自觉行为，极为及时而且必要。《公约》一方面是对某些艺术家和作品出现价值取向模糊的自我修正，另一方面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文化艺术发展高潮的呼应。
“爱国”，是提倡艺术家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对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有自信，敬畏传统，尊重前人的创造；“为民”，是提倡文艺作品要亲近人民、融入人民、和人民共享，自觉表达人民群众最为普遍的利益诉求，为人民担当；“崇德”，是指艺术家要写出高尚的作品、修炼高尚的情操，以高尚的情感感染人，引领民族艺术的文化走向；“尚艺”是说艺术家要坚守本位，自觉提高文艺作品的创作水平，对文艺作品精益求精。
记者：在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以戏曲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应该担当怎样的角色？
罗怀臻：中国存在着两三百种地方戏曲，它是一个地域文化的活态传承，如盐入水般溶解在各种文化形态中。各地方戏曲的神韵，又构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气质。在纵向的历史向度上，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文化的“源”和“流”；在横向的比照上，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文化大版图上一个色块，显示着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即使在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当代，戏曲也应该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表情与声音，代表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和品位。试想，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从深宅大院里传来隐约的京胡声，走在苏州的街道上，从老式的园子里传来昆曲的“咿呀”声，那将是一幅幅多么美妙的文化图景。
记者：戏曲要保留传统的艺术韵味意味着“传承”，而要适应现代审美需求意味着“打破”，在戏曲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该如何把握“继承”与“打破”的平衡呢？
罗怀臻：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面对戏曲创新。当旧有的程式不足以表达人们内心情感的时候，就需要突破。比如，元杂剧成熟之后，它的体例和文学价值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文艺的高度，到了明代，是不是只能重复旧有的形式呢？事实上是“不”。明代产生了“传奇”，形式上比元杂剧随意自由得多，原因在于受众和演出场所的变化。
现代灯光、舞美的渲染可以让戏曲表演更为生动和传神，然而戏曲创新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理念。当我们以新的视角再度审视传统故事时，就会发现有诸多可以挖掘的地方。即使是传统的形式也能表达时下的理念和人文关怀，也能够表现现代性。
记者：戏曲面对市场时，如何把流失的观众找回来？
罗怀臻：现在戏曲消费市场结构不合理。最高端的在几个大城市的剧院，最低端的仍停留在农村，为红白喜事服务，中间市场出现断层，在消费力最为旺盛的城市，戏曲消费者少。戏曲这种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的文艺样式不应从城市退出。我建议，应该在城市修复戏曲演艺场所，在与现代文明比肩的同时，给传统文化演出一席之地。
（本报记者 韩 寒 本报通讯员 田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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