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历史观遭遇困境

    当代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历史观历经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文学中的历史意识明显表现在：英雄创造历史观，文学中出现大量的革命英雄，他们普遍被“神化”，在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来诠释和解读历史。同时倡导“二元对立”，文学在描写人物和事件时，处处彰显革命与非革命、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先进与反动等元素。

    新时期的作家改变以往的政治文学模式，他们构建起“多元复合的历史观”和“诗性历史观”。

    多元复合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由多种力量与多种因素相互扭结、相互冲撞、相互交织的结果。它既注意政治因素，又注意经济文化因素，既注意社会因素，又注意自然因素，既注意历史的必然性，又注意历史的偶然性。总之，不把历史当成人主观设置的某种模式的假想物。

    所谓诗性历史观，就是要求文学摆脱历史史料的制约，而大胆地进行艺术虚构，文学不应在历史真实上纠缠不休，而应突出艺术真实。

    诗性历史观更强调的是“诗”和艺术性。艺术真实性，这才是文学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新时期的诗性历史观强调历史是人创造的文化史、文明史，审视民族的秘史，突出人性内涵，注重历史中人的命运和心灵的变化。同时，不但重视“常态”的经验写作，而且也关注“非常态”的超验写作，将艺术审美元素拓展到客观事实的抽象世界或幻象世界，打破传统常规的写法，把艺术描写推向荒诞变形。

    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不仅使文学创作的内容得到了拓展，而且使艺术性得到了提高，但历史意识多元化的驳杂，已经使文学中的历史观处于尴尬的境地，这主要体现在——

    部分作品把普通老百姓挡在历史门外。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民族悲剧史及其苦难史的揭示与表现极其缺乏。尽管新时期之后曾一度从人性的角度表现过此类内容，但后来的作家担心重蹈历史覆辙，故而有意疏远这类文学主题的创作。大量的文学作品把普通老百姓拒之门外，真正关心民众生活与疾苦的作品少之又少。这样一来，为民倾诉的作品难觅踪迹。而追求高档消费、出入豪华楼堂馆所的俊男美女充斥在文学作品中，各种道德伦理观模糊、淡化真挚的爱情与正确婚姻观的文艺作品纷纷出笼，“三角恋”、“婚外恋”、“畸形恋”等恋情作品闯入读者的视野。文学作品历史价值观的错位，直接影响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品位。

    有些作品热衷于伪造和篡改历史、戏仿与愚弄历史。文学创作愈来愈受到大众商业文化的影响，过分满足与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再加片面强调诗性历史观，有意篡改历史，甚至歪曲历史事实，削平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抓住历史的某些碎片泡沫来编织艳情故事，强化突出感官刺激，结果是思想内容不健康，艺术格调低下。有些小说以虚构历史事件为荣，情节荒诞不经，人物言行背离民族的本真，仿佛偶然性成为历史不可把握的规律。人们改造历史，而历史却戏弄人自身，人没法认识历史，人在客观存在面前永远是无知的，愚昧无知就是人类的写真。文学纯粹是一场语言的冒险和文字游戏。

    隐私、裸露与“身体写作”成为一些写作者的钟爱。重大的民族历史题材被私人性话语和私密性生活所取代。卫慧、棉棉等人的隐私小说曾一度大行其道。民族重大的史诗性题材不仅不为人所重视，而且作家的驾驭能力与表现水平日见低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样反映重大历史文化、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作品少了，像《家》、《春》、《秋》这样反映波澜壮阔生活的作品也少见了，像《红旗谱》、《红日》等这样描写重大历史变迁宏伟叙事的作品同样少了。读者见到出版的作品是多了，但可圈可点可读的却少了。

    历史评判的集体失语成为一些作品的病症。作品以描写零碎的杂乱的生活为要务，自然主义写作广为流行。把艺术真实性与历史观对立起来，并作为文学创作的法宝，这种所谓的艺术技巧性，恰恰剥夺了文学的可为性。因此，有意隐匿和消解历史价值观亦成当前文学创作的乱象。

    上述这些问题的确影响了当前的文学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导致了文学质量的下滑。

    必须明确，文学创作切忌将某一种历史观绝对化，避免走向新的极端。如“英雄创造历史”，就有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把英雄改变历史的作用绝对化，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历史不是平面，历史是立体交叉的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

    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观，要避免作者对描写的人和事都一概不予历史价值和道德价值评判，甚至今天反对的东西，明天可能予以赞美。如果以这样姿态来表现生活，我想作家就实际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会为价值“失语”而动摇文学的地位。如此一来，他会把历史上的反动势力、骄奢淫逸的帝王将相当作生活的偶像加以崇拜，他会把漠视伦理道德的明星大腕视为生活的榜样加以讴歌。文学创作要具有丰富多彩的历史观，这种丰富不是取消价值判断，而是贯穿历史的美学的原则。   （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