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家”冯冠平

    清华园。深圳湾。太湖畔。

    从当年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到科技处处长、校长助理,再到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国内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和风险投资的领军人物。

    他的人生跨度之大,让人啧啧称奇。短短15年里,他带领深圳清华研究院创造了让人惊异的巨大财富:从成立之初的8000万元资产,发展到现在近百亿元的资产,增长了上百倍,孵化高科技企业600多家,促进150多项科技成果产业化。

    他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实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的美好梦想。

    他,就是年已65岁、刚刚离任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原院长冯冠平教授。

    “我愿意做一个架桥的人”

    1964年,18岁的冯冠平从江南水乡走进清华园,成为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的一名学生。

    1983年,冯冠平在“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夺得银奖,他研究的“柔性转子控制系统”在世界上第一个解决了“振动中的主动控制问题”。联合国知识产权副主席对冯冠平竖起了大拇指:“中国人,了不起!了不起!”

    1993年,从德国归来的冯冠平被任命为清华大学科技处处长。上任后,他痛心地发现,现有的科技体制机制存在着种种弊端:人才济济的清华大学每年都有数百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家奖励或获得专利,但将这些科技成果转化成产品的能力却非常之低。

    “清华的科技成果真正实现产业化的确实不多,但这个问题不是清华一家的问题,而是国内整体性的问题。”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看出了冯冠平的心思。“学校任命你为科技处处长,就是想让你打通科学和产业之间的断层,在高校和企业间架起一座桥梁,让这座桥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条阳光大道!”

    听到这里,冯冠平不禁热血满腔,当即向校长立下军令状:“我愿意做一个架桥的人,也愿意做桥上的一根钢筋、一颗铺路石,纵然桥断了,摔得粉身碎骨,只要能为后来的架桥者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也值!” 

    然而让冯冠平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第一仗就遭遇了“滑铁卢”。

    1995年,冯冠平带着他花了十年心血研究成功的“新型石英晶体力敏传感器”到广东召开发布会,想把这一技术推上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线。

    发布会上,冯冠平作了详细的说明和演示,但现场没有一个人举牌买他的技术。为了能转让成功,他顾不得面子和损失,咬着牙把本来定好的20万元起价一降再降:15万……10万……8万,直到降至5万元,依然没人举牌。

    “想不到,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价值500万元的成果,在国内降到5万元都没有人要。”冯冠平说,当时的心情,恨不得地上有条缝,一头钻进去。

    但是,冯冠平毕竟是一个不轻易言败的人。

    1995年,深圳确立了发展高科技的战略目标,决定吸引一批著名大学来弥补本地科研实力的短缺。清华大学与深圳一拍即合,决定在深圳建一所研究院。

    得知消息的冯冠平按捺不住了,他立即找到王大中校长,主动请缨:“我要到深圳清华研究院去,到那里实现我的、清华大学的甚至是全国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梦想！”

    就这样，在知天命之年，冯冠平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探险。

    “我是一个‘知本家’”

    1998年，深圳清华研究院大楼终于封顶。但当时研究院除了这幢大楼外，一无所有。

    面对着一座空楼，冯冠平的眼中闪烁出光芒：“大楼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只有大楼，那就要把它给用活了！对，就从大楼开始，美国、德国不是早就有‘孵化器’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大楼做孵化器呢？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一个为企业提供各种信息、技术、资金等多方面增值服务的孵化器，这样我们的起点就高了……”

    冯冠平听说有几位深圳大学的老师在开发手机短信服务业务，凭借多年经验，他知道这个东西绝对潜力无限。冯冠平马上亲自上门。

    “你们到我的研究院来吧！我看好你们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给你们2000平米的地方。至于租金，可以作为股权入股，你们看怎么样？”冯冠平诚恳地说。

    蜗居在家的几位老师高兴极了，欣然接受。就这样，这家名为“清华深讯公司”的企业成了清华研究院“孵化”的第一个鸡蛋。5年后，美国微软公司出价2000万美元收购了这家公司，清华研究院“以租金换股权”的投入方式获得了几十倍的回报。人们这才知道，冯冠平这是抱回了一只会下大金蛋的“神鸡”。

    在清华深讯公司之后，研究院又成功孵化了第二家、第三家高科技企业。到1999年底，研究院孵化器开张一年时，整个研究院大楼的入住率达到90%以上，在大楼内“保持孵化”状态的企业达到60家。

    孵化器运作的成功，使冯冠平更加坚定地认为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他抓住有利时机，在院务会上又提出立即建立孵化器的支撑体系和资本运作体系。研究院决定成立新材料与光机电实验室，加快建设电子设计自动化和网络应用技术实验室，同时筹建深圳力合创业投资公司，解决研究所和创办企业的风险投资问题。

    2000年，深圳力合创业投资公司收购了上市公司粤华电20%的股权，实现了资本市场的一次大跨越。紧接着，又通过售让正在蒸蒸日上的深圳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30%的股权议案，公司顺利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资本退出。经过这样的运作，力合创业投资公司迅速扩张，十年间资产总额增加了163倍。

    数据最有说服力：15年间，深圳清华研究院共有600多家企业入驻接受孵化，企业在孵期间销售额增加7.8倍，利润平均增加了8.1倍，发展速度是社会上同类公司的6倍。研究院办得红红火火，不仅在深圳办出了声势，而且享誉全国。国内多个城市的代表纷至沓来，邀请研究院去当地办园。江苏省由省委书记带队，组成了一个包括全省各市领导在内的团队，前来参观考察。

    如今，深圳清华信息港、珠海清华科技园和设在无锡市的江苏数字信息产业园等一系列园区纷纷建立起来，研究院的科技孵化园地规模越来越大，为更多的小型高科技企业创造了发展空间。拓邦电子、和而泰、力合股份等一大批上市公司都是在这个“摇篮”里成长起来的。

    冯冠平的影响越来越大，连续两届获得中国创投界的“奥斯卡”大奖——中国创投届风云人物先锋奖。现在，当有人和冯冠平开玩笑说他是个“资本家”时，他总是一脸认真地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知本家’！”

    “科研是立身之本”了

    2003年春，SARS病毒四处蔓延，看着患者死亡数字不断上升，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的冯冠平，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怎样利用高科技阻止病魔？他苦苦思索着。

    2003年4月11日，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当冯冠平在汇报传感技术时，中央领导同志饶有兴趣地问：“能不能研究一个测量体温的仪器，手在上面一摸，就能显示温度？”领导的话好似一道闪电划过冯冠平的脑海。

    “对呀！利用传感技术发明一种快速测温仪器，将发热的人从人群中筛选出来，这是阻断传染源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啊！”热血顿时涌向冯冠平的胸膛！

    冯冠平立即召集实验室的几名骨干，研究起快速测温的技术问题来。那段时间里，冯冠平宣布研究院实行“战时管理体制”，通过大大小小的测试，他们掌握了两万多个数据。

    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2003年4月18日深夜，一款能快速检测出“发热”患者的仪器——“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问世了。与此同时，他们还推出了手温测量式、额头定位式、扫描式三种红外快速体温检测仪，以适应不同需求。

    从2003年4月18日到6月7日，不到两个月时间，研究院共计生产和销售各类红外测温仪20812台，帮助铁路部门检测旅客3000多万人次，共测出体温不正常者近万人，确诊为“非典”者21人、疑似病例38人。红外测温仪为共和国防御SARS构筑了一道钢铁长城。

    这件奇功仅仅是冯冠平科研事业上的一段小插曲。在冯冠平看来，科研一直是研究院的立身之本。他说：“虽然我的主战场是科技成果产业化，但我仍要拿出1/3的时间来搞科研。” 

    截至目前，研究院共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2项、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1项；申请专利近200项，其中70％以上是发明专利；承担了多项国家和广东省重大科研项目，与200多家企业签订技术合同300多项；组织实施了数字电视与多媒体、石英晶体力敏传感器、高性能安全路由器、纳米材料等15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产值100多亿元。

    “我还有两个梦想”

    如今，冯冠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当成能带来财富的“财神爷”。他不仅使深圳清华研究院不受“身份”和“名号”的约束，在资本、科研、教学、制造、风投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里纵横驰骋，还帮助成百上千个科技工作者成为千万富翁，就连研究院普通员工、司机都“身价不菲”。

    冯冠平坦言，自己成功的奥秘就是大胆创新。

    用冯冠平的话说，深圳清华研究院就是“四不像”——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因为文化不同；既是科研院所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因为功能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因为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因为机制不同。

    2010年，中央领导同志来研究院视察。冯冠平风趣地说：“2003年中央领导同志来视察时，我们还在上中学，很多事情还在探索之中；现在我们该大学毕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产学研相结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欢迎领导参加答辩，看看我们能否毕业？”

    中央领导同志兴致勃勃地听完汇报后，动情地说：“你们已经博士毕业了，不过这个博士学位不是我授予的，而是深圳人民授予的！”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身兼教授、院长和投资家等多种头衔的冯冠平，现在的人生都已经很圆满了。但是，他仍未止步。

    冯冠平说：“我现在已经65岁了，但还想实现两个梦想：一是为国家再引进孵化出两个能够在世界产业领域最领先的高科技项目来，使它们的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另一件就是回馈社会，我想把我和一些学生的财富用到慈善事业上来，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主要是帮助贫困学生，尽可能帮助国家多培养一些有潜力的下一代。”（本报记者 易运文 本报通讯员 杜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