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代笔”

    新闻事件:

    近来在文坛上,关于“代笔”之事,颇有争议。

    笔记观点:

    代笔若是一种事业之需,而非商业操作的考量,其实无伤大雅,甚至可以是一种佳话。关键在于,这个代笔,是否原创?是否货真价实?也即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否真正的异卉奇花? 

    因为文坛有“代笔”之争,故做了一番研究,看来事情还得两说。

    翻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皇帝的诏书当然算皇帝的作品,但在这书里,却还原到原作者身上。皇帝有人代笔是公开的秘密,但还原到原作者,却坐实了代笔。但这无所谓,倘若不表明古人的厚道,至少也说明其自有游戏的规则。这里的代笔一事,文章所有权分得很清楚,至于代笔的因由,倒是不惊不诧。

    清末时节,南社诗人高旭给石达开代笔,高氏为文学天才,所作浩气流转、可歌可泣,诗作水平之高,跟胸无点墨的石达开本人全不搭界。但在南社诗人,初衷是以此激发民气,鼓吹革命,所以没谁去较真。盖以心情贴近,口吻毕肖,人们乐见其成。石达开诗作大部分为高旭代笔,少量为梁启超所作,类似“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及“我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这样哀感顽艳的句子,起石达开于地下,不知作何感想。

    钱锺书先生少年时,即替他父亲给人写信,先是口授,后是直接代写。钱穆《国学概论》署名钱基博的序文,就是钱锺书一气呵成的代笔之作。

    《鲁迅全集》中,十余篇文章为瞿秋白代笔。两人关系友善,瞿氏根据鲁迅的意见撰写文章,见于报端。后来编全集时,仅《伪自由书》就收入九篇,《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不一而足。《答托洛斯基(今译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则是冯雪峰的代笔。

    如此之类,或为友情出演,或为作文训练,或为精神奥援,或为事功需求,无伤大雅。也有特殊一些的代笔现象。一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热衷撰文,往往一个车间、一个大队班组都在写文章,或批判路线人物,或歌颂生产建设,署名是一个很阔大的复数,执笔者通常是奋笔疾书的个体。这是一个人替大伙儿代笔,是单数为复数服务。

    另一种情况,则是到了商业繁盛时代,信息巨量庞杂,网络“文章”多如恒河沙数,文章童星此起彼伏。如果一个家庭颇有一二能写的写手,又值其家望子成龙心切,哪怕这个小孩一封家书也写得疙疙瘩瘩,一手歪斜烂字毫无灵气,家长也可能为之代笔,写些幽默俏皮的文章,吸引年轻群体的瞩目,从而达成某种“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这是一群人为一个人代笔,是复数为单数服务。

    近来有人指某人父代子笔的事体,不知有无迹象?假如没有这类事体,何必睚眦欲裂?其实大可一笑置之。真正内心充实,或掉鞅文坛,纵横捭阖的父子文曲星,如三曹父子、三苏父子、大小仲马父子,那是他人说不着的,各有各的面目,各有一种强大,无须代笔。

    至于悬赏两千万元来寻找证据,也很搞笑。设若钱多就是能写的同义词,则石崇、和珅,或者洛克菲勒、比尔·盖茨早就高踞于文学史,哪里轮得到杜工部、曹雪芹这些落魄江湖寒士称雄文坛呢?所以悬赏一法似乎并非撇清的最佳方式。再说其实质也“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无非为报纸的娱乐版增一花絮而已。

    另外,文学的证据也不是这种找法。近世有人伪托张飞《铁刀铭》、关羽《三上张翼德书》,钱锺书先生说:“一题一书,为近世庸人伪托,与汉魏手笔悬绝,稍解文词风格者到眼即辨,无俟考据。”文词风格在文学作品中深潜着,并活跃在作品的字句、句式、文采、文理、脉络、体式内外。最好的证据是作家风格,风格乃属文学指纹,文字、文辞风格对于作品辨伪,相当于一种铁证。作家质材不同,则感知方式、表达体式均不一样,这在文词风格中深深镶嵌,浑然一体,做不了假。

    代笔若是一种事业之需,而非商业操作的考量,其实无伤大雅,甚至可以是一种佳话。关键在于,这个代笔,是否原创?是否货真价实?也即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的作品是否真正的异卉奇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