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位置在杭州,与北京距离较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培养的学生走向国际。”中国计量学院机电工程学院院长李青说。
无独有偶,远在西部的宁夏大学也一样有着国际化的志向,日前该校就与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计量学院一起成为了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的“教育合作伙伴”。
国际化,不再只是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大学努力推进的事,也是中国所有高校在全球化的今天的共同追求。
举行国际会议,送研究生、本科生出国学习,派教师出国研修,与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学生甚至合作办学、聘请兼职或全职国外教授,与国外高校合作科研课题甚至成立共同实验室……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而在国际化中,中国高校又该如何与“国际标准”对话呢?
教育可以有“国际标准”吗?
与国际标准接轨,是我国近年来各行各业在走国际化道路中绕不过的一个环节。然而,说到关乎教育的国际标准,似乎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
然而,在国际上,一些事关教育的“国际标准”却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尤其在工程教育领域,因为有着一般客观的标准而有了很好的尝试。例如IET,这个成立已有140年的欧洲最大、全球第二大专业技术学会,在工程教育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并形成了完善的标准体系。
“在英国有很多大学都要通过IET的教育认证,其程序是IET的认证专家到大学里就某一课程或某一专业进行认证,他们听课,检查作业,看考卷,检查教学大纲等等,这个考察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如果通过了认证,IET每3年或每5年还回来,再审核、再认证,看课程安排和设计是否符合国际标准。”华北电力大学控制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闫勇说,他也是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其在英国所在学院最近刚刚通过IET认证。据IET业务拓展经理赵陆璐介绍,不止在英国,IET的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目前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开展。
那么,我国高校对国际标准的课程认证有需求吗?对此,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赵争鸣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是我们的一些课程和教材大大落后于国际标准,影响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们必须要改革。”
世界高校为何追求“国际标准”
世界高校为何追求“国际标准”?当然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教学水平。但这并不是唯一目的。
“在国外,一个工科毕业生要进入工程领域,必须要获得专业学会的认证才可以有从业资格。获得IET国际工程师资质认证意味着很好的就业前景,比如在香港地铁工作的两个工作人员,如果他有IET的国际工程师证书,他的起薪可能是4.2万元,没有的话就是1.8万元,更不用说今后的事业发展了。”赵陆璐说。
当前,国际通常做法是将工程师资质认证与大学的课程认证与教育认证联系起来。“假如你所在的院校获得了IET课程认证和教育认证,那么你将来到IET申请国际工程师资质认证时,你的教育认证部分是免试通过的。”赵陆璐说。可见,世界很多大学争相通过IET或是其他国际公认的专业学会的教育认证,一方面是证明学校的教学水平,另外一方面也是给其学生一个机会,提升学生的水平。而这两方面,无疑会使学校吸引到更好的生源,保证学校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与国际接轨,学校也由此走上以人为本和以质量为本的良性发展之路。
中国高校如何对话“国际标准”
我国在高校的课程标准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就中国计量学院来说,“我们参与了教育部做的一些专业认证,我们学校有多项国家级的教育工程,如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特色专业以及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等。”李青说。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在一些省市启动的高校办学水平、专业、课程的评估试点工作,也是对高校课程与教学标准的一种探索,高校评估在2003年形成“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由此建立起一种高效和长效的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与监控机制。
可以说,上述探索和实践对保障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的脚步如此急切,国际化的需求相应也愈加迫切,“我们还希望有国际层面的认证,例如IET这样很有权威性的工程教育认证。”李青说。
教育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其面对国际标准时不可能像工业产品那样轻易就谈与国际接轨,但是,无视国际标准又不可能,说到底,无论是中国高校还是中国学生,都希望能融入到国际舞台,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那么,中国高校如何与“国际标准”对话呢?
现阶段,可以在工程教育领域尝试进行国际标准认证,是一种意见。“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可以先在工程教育领域尝试引入国际标准认证,因为工程领域是有一些共同标准的,比如做一个灯泡,在哪儿做都应该是达到一个标准,一个要求。”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副司长陈化北说。
同时,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方面中国未来的前景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标准后,再与国际标准进行对话。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说:“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前景,第一应该参照国际标准,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标准和工程师职业资格标准,然后再通过国际公约来和世界上各国协同,取得互认。但是在国家完整的政策出台之前,开展国际间的一些合作,仍是很有益的探索。”
(本报记者 王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