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均数到中位数：能否终结“被增长”

 核心揭示

    2009年以来，本报曾就“平均数”的问题进行过多次报道，并提出要加强统计方法的研究，更多采用中位数。而就在上月，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细心的人注意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其中位数则为19118元，比平均数低269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其中位数则为6194元，比平均数低783元。从“平均数”到“中位数”，统计数字更接近大多数人的真切感受。而这种转变，不只是统计方法的变革，更涉及我们发展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民生调查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

    很明显，中位数低于平均数。有关专家指出，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平均数以下的人员，一定会多于平均数以上的人员。

    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平均数的概念，平均工资、房屋均价、平均寿命、平均就业率……然而，人们常常感到，统计公布的平均数与自己的实际相距甚远，很多人抱怨自己是处于“被平均”的尴尬境地。从“平均数”到“中位数”，尽管只是一个统计方法的变革，但却意义深远。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郑超愚表示，有一个笑话其实特别好地诠释了平均数的问题所在，“如果比尔·盖茨和十几个穷光蛋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十几个人的平均收入都超过亿元。”这是因为比尔·盖茨和穷光蛋的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平均数值缺乏实际参考意义。但如果用中位数来衡量，中位数为0，就知道这房间里超码有一半人是穷光蛋。由此可见，中位数有助于了解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中位数与平均数的差异，则有助于了解全体民众的收入集中度。

    所谓中位数，就是一组数据按从高到低排列处于最中间的一个数据，一般而言，中位数在数据分布比较平均的时候，与平均数相对接近，但是当数据分布差异较大的时候，特别是有少数数据大幅高于或低于其余数据的时候，则更容易反映群体的中间水平。

 平均数“掩盖”了什么

    每逢年底，各地都要为完成一些指标犯愁，诸如节能减排指标、居民收入增长指标、新增就业指标……

    去年年底，为实现居民收入增长目标，某市要求市属国有企业和区县国有企业都要提前发放本年度年终奖。

    原来，去年年初，该市政府就宣布，计划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要达到7%。

    不过，之后这一目标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于是，在去年11月，该市政府明确将国有企业定为完成此目标的主力军之一。

    提前兑现年终奖，对很多职工来说是一件大好事，但很多企业主管部门对此却存有不同意见。“对年终奖，在报税时国家是有优惠政策的，但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发了去年的年终奖，按国税总局规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这种优惠的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该市某国企财务工作人员李女士说，“所以这就意味着这次提前发放的年终奖将被放到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面一起纳税，比例就会很高了。”

    长期以来，企业年终奖多在春节前夕下发。本来明年发的年终奖，都提前到今年，等于年头年尾一共发了两次年终奖，而且国企年终奖又极为诱人，这一下子平均到全民头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当然能够迅速“拉高”。

    然而，这个寅吃卯粮的做法，真的能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吗？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公布的相关报告显示，我国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而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

    难怪，很多人感到，自己的收入与统计数字差距甚远。“平均数”快速增长的同时，掩盖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2010年中国平安执行董事张子欣薪酬为税前1067万元人民币，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薪酬为税前987万元人民币，深发展董事长肖遂宁薪酬为税前825万元人民币，万科董事长王石和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年薪分别达到760万元和758万元人民币。

    殊不知，2010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上海市为31838元。一个张子欣就相当于367个北京普通职工或335个上海普通职工。

    就此，美国人达莱尔·哈夫在其著作《统计陷阱》中写道：为了让顾客购买加利福尼亚的一处房产，我巧舌如簧, 费尽心思地让他相信,附近居民的年收入平均有15000美元。但当我为了降低税率,降低财产估价,或降低公共交通费用而呼吁时,我的理由是：我们支付不起各种上涨的费用,因为附近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3500美元。

    两个数据有着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使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统计方法。达莱尔·哈夫指出，我的“诡计”是每次使用了不同的平均数。因为这里的居民收入是显著偏斜的,大多数居民是小农﹑工薪阶层或靠养老金为生的退休老人，但有3家却是来度周末的百万富翁。这3家百万富翁的收入提高了总收入, 相应提高了算术平均数。这里居民有一半家庭是收入低于3500美元,另一半超过3500 美元。于是,当希望数据较大时,我便使用算术平均数,当希望数据较小时,我便使用中位数。

    在欧美等国，收入分配的统计早就开始用“中位数”来反映收入分配状况。中位数即将一组数据按大小依次排列，把处在最中间位置的数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中位数不受偏大和偏小数的影响，当一组数据中的个别数据变动较大时，中位数更能表现这组数据的集中趋势。从这个角度讲，中位数收入，才能真正反映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

 平均数“决定”了什么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平均工资还决定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五险一金”、残疾就业人保障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优抚救济标准、基本养老金和退休费发放数额、最低工资标准等，都是以平均工资作为重要参考。国家司法部门确定人身损害司法赔偿主要依据的也是平均工资。此外，平均工资还是计算GDP的重要依据，因为对于那些提供服务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来讲，由于它们没有提供产品，所以统计部门通常只能用工资来作为该部门的增加值的表现。

    由此可见，工资收入统计与国家、企业和百姓利益息息相关。平均数作为重要参照系，代表着方向与速度，倘若它发生了偏差，那么相关制度决策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此，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指出，“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大多数人其实都在平均数以下。而很多政策措施的制定都参照了“平均数”，如果“平均数”不能反映“大多数”，将使很多政策在制定时发生偏差。如何在进一步改革统计方法，从而更科学合理地统计平均数的同时，更好地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一个更需关注的问题。

    毋庸置疑，某些时候，“平均数”还决定着一个城市、一个单位的“形象”和“面子”——

    不久前，北京市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目前北京常住人口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21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34.3％。全市409.7万户家庭的平均住房为2.75间，拥有1间、2间和3间住房的家庭，分别占家庭户总数的22.9%、37.3%和18.4%。

    调查显示，按照户主受教育程度分类的家庭户住房水平进行排名，排在首位的是研究生，其次是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26.5平方米、25.8平方米和23.6平方米。此外，目前北京居民家庭中有独用厨房户已达80.2%，室内有洗澡设施户达到53.7%，住房内有独立使用抽水式卫生间户达47.6%。

    数字得出结论：北京住宅功能增强、布局更加合理。

    面对“21平方米”的人均面积，北京某大学毕业生谢春江对此有些不屑：“差得太远了！我们16个人挤在一个8平方米的房间，睡上下铺，算下来人均面积0.5平方米。”

    据记者调查，仅北京昌平区东半壁店等未拆迁村庄附近，就聚集了十万“蚁族”，他们的住房和生存状况令人堪忧。主管建设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也曾提出不同意见：既然统计中，有不少人的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27平方米，那就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家庭人均建筑面积远远低于27平方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光单纯地追求住房面积平均数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平均数”还决定了很多人的“乌纱帽”。于是，有条件要实现，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实现。人们依稀记得，去年底，为了冲刺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很多地方对正常用电需求实行强制性拉闸限电；一些高校为了“制造”较高的平均就业率，很多学生“被就业”……

 中位数“带来”了什么

    让人不解的“平均数”已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比如，所谓“平均拥堵时间”。前不久，有媒体报道，2011年上半年，北京市五环路内平均拥堵时间从之前的两个小时减少为1小时。然而，很多出租车司机对此却不以为然：“拥堵有一点好转，但不至于这么明显。”又如，一项统计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6.1%，对这样的数据，有些毕业生深感怀疑。

    “平均数”也让大学生王利胜深感无奈——

    近日，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他到一家展会公司求职，被经理告知企业平均工资为3000元。他上岗后一打听，发现公司业务员的薪水都是1000元，便去找经理理论。经理给他算了一笔账：公司业务员10名，薪水1000元；业务经理5名，薪水2000元；部门主管6名，薪水2500元；副总经理10000元，总经理24000元。由于收入差距悬殊，全体人员一平均，平均工资确实是3000元。

    不久前，记者去一家城郊的公司参观，公司邻近大海但距离市区有近百公里路程。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这里的环境、空气质量肯定是这个城市最好的。”他说：“自从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站把我们这里列入五个监测点之一后，城市空气质量平均指数一下子就好看了许多。”

    原来，城市的空气质量就是这样好起来的。

    看来，收入中位数的公布仅仅是一个开始。人们也期待，能够知道更多的中位数。比如，国际上，在计算房价收入比上采用的是中位数概念。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国人类居住（生态环境）中心给出了详细的房价收入比计算方法，即房价收入比是居住单元的自由市场价格的中位数和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之间的比值。 

    目前，美国、新加坡、日本在涉及工资收入、房屋价格、人口年龄等方面早已使用了“中位数”的统计方法。有关专家指出，“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传统的统计方法和统计手段需要改进，国家统计局此次发布城乡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是对统计方式改革的一次重要探索。但中位数依然有“被增长”或是“被低估”的色彩。统计研究专家潘璠指出，中位数只是处于中间那个位置的数据，只是高于和低于这个数字的人数完全相等而已。如同平均数发布后，高于平均数水平的人可能偷着乐，而多数低于平均数水平的人则心有不平。高于中位数水平的一半人往往不去抱怨“被低估”，而低于中位数水平的一半人仍会有“被增长”的感觉。 

    潘璠说，如果还想了解与自己实际收入水平对应的数据，不妨看看详细的分组数据。2011年9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最低收入户只有5948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9109的31.1%；而其中5%的困难户只有473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8%。这还仅是就分组群体而言。就每一个个体而言，差距可能更大。

    由此可见，“中位数”虽是进步，但它与“平均数”一样，并不能终结“被增长”，要令数据更接近真实，更符合百姓的感受，除了要完善统计方法，更需要改变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真正把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在“民生”之上。（本报记者  冯 蕾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