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摇篮,通过知识创新和思想革命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
中国大学精神是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的统一,中国大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就是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统一的具体体现。传承就是“为往圣继绝学”,这首先需要对绝学有深入认识,建立文化自信。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现代史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基本背景,这带来的一大遗憾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缺乏自信。如今,走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不仅取得了辉煌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人类现代化道路,而这无疑是根植于中国文化之中的。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成功还源于在现代化过程中植入了许多其他中国文化的优良基因,比如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互为补充,以和谐包容精神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以道德自律严格要求执政者,以百家争鸣促进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这些成功经验无疑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对此重拾自信,潜心研究先人的智慧结晶,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大学作为沉淀中国文化最集中的地方,理应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使命。第一,重视大学汉语教学。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母语更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并重应该是以中国大学精神引领中国文化传承的基本前提。应该像开设大学英语课程一样,在所有大学本科专业中开设大学语文必修课程,不仅提高学生的母语应用能力,更要增强他们对母语中凝结的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兴趣。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实行个性化的科研标准。传统文化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应该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制定个性化科研标准,给予科研人员更宽松的环境。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宗福邦教授等人用18年时间完成《故训汇纂》,中国大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应当出现更多这样的精品。第三,科技应当成为文化传承的有效手段。中国大学精神追求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的统一,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帮助民族价值的实现。文化传承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对古籍、文物的保护和挖掘,这就需要中西方现代科技手段提供精细度和准确度,比如正在进行的敦煌壁画保护工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文化传承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从这些历史财富中挖掘出对中华文化的创新性认识。今天的中国大学在做好对中国文化传承工作的同时,也需要从中挖掘出具有创新性的成果,为当代中国发展贡献更加丰富的智慧源泉。
要努力寻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英国学者S.A.M.艾兹赫德的《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和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两本著作都从独特视角解读了东西文明之间的共性。中国著名教育学家任钟印先生认为:“古代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是世界文化教育的摇篮。当古代希腊人和整个西方世界还沉睡在原始蛮荒状态时,古代东方的文化教育早已高度发达,光芒四射, 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只有寻找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性才能真正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为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要积极推进跨学科研究,激发大学文化研究创新的整合效应。强调中国大学精神是民族价值与人类价值的统一,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中国大学精神应当做到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这不仅体现在大学整体建设上,也体现在具体研究中,这就是跨学科平台建设。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概念,从最高层次看有哲学文化,从中间层面看有各学科的文化,比如政治文化、法律文化、企业文化等等。从微观层面看,文化可能更多与艺术相关。正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创新必须搭建跨学科平台。比如,改革创新是中国的时代精神,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伴随中国经济成长的企业文化,整合企业管理、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甚至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学者进行合作,有助于创造性地挖掘中国企业快速成长的文化经验。
要推进大学与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合作,在“实战”中实现中国文化创新。中国大学精神的兼容并蓄不仅体现在学术圈内部,也体现在走出校园对接市场和社会。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学术成果的产业化是现代大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大学文化创新同样需要如此。文化企业和文化事业单位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前沿阵地,它们打造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直接满足市场和社会需要,因此对文化创新具有高度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也正是文化生命力的源泉。中国大学要想更好实现文化创新,应当大胆走出校门与文化企业和事业单位合作,在相关领域进行联合研究、人才培养和举办活动。
大学是世界的,每一座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天文台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繁衍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大学也是民族的,本民族的发展实践往往成为大学研究动力的重要来源。中国大学对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好体现就是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这条道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撑,这是中国大学精神最生动的实践。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