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日前在线调查显示,85.7%的受访者肯定当下社会需要君子人格,71.0%的人认为君子人格可以重构国民道德与价值观。与之相对应,89.0%的人直言当下社会“君子”少见。
“君子”概念超越时代局限,常说常新,有人甚至将“君子之道”视为医治市场经济环境下诸多现代病的济世良方,并倡言我们的社会要创造一个成全君子的制度环境,让君子更容易成功,而不是做君子更容易吃亏。
考察“君子”、“君子之道”的涵义,表述虽有细微差别,内核却大同小异,不外乎强调内在修养,讲求责任担当,“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坦荡荡”、“君子喻于义”……这些震铄古今的话语,最核心的意味乃是个体的修养而非外部环境。
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指向的是生命个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和担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撑起君子环境的一片绿荫,这是达成“成全君子制度环境”的基础性努力。
一者,君子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小人”、有利欲、有寡德,才有君子。君子的典范意义,往往是在对立、冲突的语境中得以格外彰显。惟其艰难,方能于微茫之中点亮他人、照亮周围,方能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个体努力与群体共鸣中成为社会的最强音。
一个正常的、有道德的社会环境,往往建立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能够自珍自重、自我救赎的基础上。古人所谓“修身”、“齐家”,孜孜以求的就是这种超越周围环境的个体努力。这种努力是如此之宝贵,往往让无数仁人志士毕其一生去追求。事实上,这种求索精神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悠久历史留赠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二者,国民道德的重构,同样有赖于大家都是君子的理想环境,不过,这种重构并不能凭空等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作为。举凡见危不救、失德无耻、甚至贪赃枉法等种种情由,有大环境濡染的因素,却不能将根源完全推给环境、推给社会,无视每一个人的责任与担当。
1914年1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君子之道”时,殷殷勉励清华学子,“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则民国幸甚矣。”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不过,每个人却有可能、有机会做一个谦谦君子。自珍自爱、有责任、有担当,以公民精神践行君子之道,其实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