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锲：情生方命笔 苦吟始成篇

    离休多年的张锲，虽逾古稀之年，国字脸上的皱纹仿佛五线谱一般，满头银发，但他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不服老，不畏难，仍活跃在我国文艺界前沿。

    出生在百花盛开的春天

    1933年4月11日，张锲出生在安徽寿县瓦埠镇一个偏僻的村庄。

    孩提时，张锲就对诗词歌赋十分入迷。五六岁时，张锲入读私塾。他聪明好学，记忆力强。张锲家里有很多藏书，他从书中领略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精妙。日积月累，他打下了文学艺术的坚实基础。他们家的一位长辈，常拍着他的肩膀对人夸耀说：“此吾家千里驹也！”

    1948年3月，淮海战役开始了。张锲刚满十五岁，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他满怀激情投笔从戎，在地方部队独立团当一名文工队员。他的父母也调到了合肥从事革命工作。

    在战场上，张锲目睹了战友们冲锋陷阵的一幕幕。硝烟散去，战士们打扫着战场，他打着竹板和腰鼓，表演自己创作的赞词，为战士们喝彩。

    淮海战役结束后，张锲走进了华东大学皖北分校学习。经过短暂的培训，他的学养得以逐渐丰厚起来。    

    1952年，张锲调到《蚌埠报》任文艺副刊组长。这是他与文学结缘的契机。

    成长在荆棘丛生的夏天

    为实现求学的理想，张锲曾在1955年7月以同等学历报考厦门大学中文系。然而，就在他接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厄运却降临到他头上，一夜间他被打成了“胡风分子”。

    在反胡风运动中，张锲被关押、审查了七个月之久。他与“胡风集团”没有丝毫瓜葛，却“莫须有”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屋漏又遭连夜雨。“胡风分子”的大帽子，已经压得张锲喘不过气来，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这真是雪上加霜啊！

    后来在复查改正时，才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只有一份他所在单位划他为“右派分子”的报批材料，并没有上级的批复。就是这么一份莫名的政治判决书，使他饱尝了当“右派”的痛苦滋味。从此，他被下放到新马桥农场劳动改造。分配他的任务，是每天从蚌埠市拉一车粪到三十公里外的新马桥农场，返回时还要再带一车菜。

    “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名分，再加上被大粪熏得一身臭味，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张锲避而远之。此时，他蒙受了心灵的创伤，饱尝了人生的残酷与荒谬，经历了政治的残酷与荒谬。为了“避嫌”，张锲干脆搬进机关后面一间废弃的厕所里。他在两个坏了的马桶间搭上一块木板当床，墙上挂一个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就这样“安家落户”了。

    每天早晨，张锲拉着粪车出发了；夜幕降临，他拉着一车菜归来。除了拉粪车之外，他还得下田种菜、放猪、当兽医、扛一百多公斤的粮袋子等。然而，他每天吃的有时候竟然只有二两胡萝卜，外加二两芋头丁煮的汤。

    拉粪车走在路上，张锲眼睛总是盯着路两边长着的野菜，还有人们扔在地上的烂菜帮子……后来，他总算找到了一种能够大量得到的代食品，那就是农场让他们从酒厂拉来喂猪的酒糟。这种酒糟，猪也不喜欢吃。因为吃了以后胃里火烧火燎，很容易便秘。然而，他没有吃的，只好偷偷地吃它充饥。

    蚌埠报社的领导看到张锲饿得连站的力气都没有，生怕出了人命，于是“开恩”让他去合肥他妈妈那里住几天。一进门，他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很饿……”

    至于精神上的饥饿，则靠书籍来填饱。有个好心同志曾经从蚌埠报社的图书室给张锲弄来一些中外文学名著，他如获至宝。这些中外文学名著是他逆境中最大的安慰。

    1962年春，那是一个开始好转的政治季节。安徽省文联和省作协在黄山召开“黄山诗会”。张锲虽然被错误地打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他活跃在安徽诗坛，举办单位以人才难得为由，特别邀请他参加诗会。1963年，安徽省文联和省作协组织了一个诗歌采访团，张锲得以参加。他们先后去泾县的云岭、茂林，“皖南事变”所在地，屯溪、祁门茶区等地。白天到群众家访问，晚上聊天、说笑。每逢月明之夜，他们便到大石桥上漫步，一首接一首歌唱着。张锲唱得不错，他藏了一肚子民歌小调，唱起来声音柔和，还带些滑音。

    坎坷和磨难，没有把张锲这个铮铮铁汉的意志销蚀掉。在诗歌王国，他的生活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创作的诗歌，陆续在报刊上发表。

    奋斗在北风呼啸的冬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张锲身上的大黑锅终于被彻底掀掉了，“右派”问题彻底改正。他调任蚌埠市文联主席。

    已过不惑之年，张锲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他白天黑夜都被行政事务缠身，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想学点、写点东西，都是在大家休息之后。

    1980年，张锲调到安徽省文联工作。张锲的创作激情，好像壅塞已久的泉水那样，喷涌而出。他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改革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当代》文学奖”。

    同时，张锲没有放弃戏剧创作。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党委书记兰光和她的丈夫、全国剧协负责人赵寻的支持下，他被借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完成了多幕话剧《祖国之恋》的初稿，并且在《当代》杂志以头条发表。

    1980年秋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演员于是之，还有胡宗温等同志，来到张锲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住处，代表北京人艺要把他作为外请作家借去修改《祖国之恋》。他喜出望外。

    在那个火红年代，张锲对祖国和个人的前途充满信心。他认为经过磨难，总算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于是一心一意搞创作，报效祖国和人民。

    张锲还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完成了《改革者》的三集电视剧的改编。他创作的电影剧本《最后的选择》，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在全国放映。

    1984年，张锲当选为安徽省文联副主席。紧接着，他当选为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会上被选为理事。会议闭幕后，他被调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当时，改革开放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协的经济状况还比较窘迫。怀着对老作家们的敬仰之情，张锲经常上门拜访他们，结果却让他心里很沉重。他发现很多老作家生活非常清苦，有的不但生前经济拮据，死后丧葬费和遗属的安置也很成问题。

    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钱，要想为作家办实事、做好事，谈何容易啊！张锲积极筹办中华文学基金会，开始四处奔走。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支持中华文学基金会的筹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出面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的名誉会长，巴金担任会长，唐克、陈荒煤、冯牧、唐达成任副会长，张锲任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做具体工作。

    为筹建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事，他先后同霍英东恳谈十多次，终于有了共同语言。霍英东一共捐了五百万元港币，作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回京后，张锲又通过梁湘请来马万祺。马万祺解决了中华文学基金会办公用房和一批办公用品，还捐献了办公用车。

    1986年6月14日，中华文学基金会成立了。为了让中华文学基金会增强“造血”功能，张锲又开始创办北京文采阁、中国文采音像公司、中国文采实业总公司、深圳创作之家等。他奔走在各个“衙门口”，一共盖了二百七十多个公章，才办成审批手续。每个公章都代表一个政府部门。盖章的时候，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陪笑脸、说好话还办不成，张锲就得拿他所珍藏的名家书画去“攻关”。中华文学基金会发展起来了，他也将百来幅珍藏送得一干二净。

    经过张锲的努力，香港庄士集团出资创办了鼓励青年作家的“庄重文文学奖”。

    许多文学界前辈从生病到住院，从病危到进八宝山，张锲自始至终地参与。十几年里，他先后送走了夏衍、冯牧、陈荒煤、艾青、冰心、曹禺……于是，他想为现当代已故名人们建一座陵园。

    选址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张锲抱病踏遍了北京周围的一座又一座山。最后，他在八达岭的长城脚下选中了理想的墓址。

    墓址选好了，张锲又马不停蹄地筹集经费，请雕塑家们为确定的文化名人们雕像，找人撰写碑文、刻碑。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终于落成。茅盾、冰心、夏衍、徐悲鸿、田汉等文学艺术大师长眠于斯。纪念园也成为北京的重要文化景观和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针对我国有学龄儿童两亿多人，其中有近一亿的父母因为生活困难，送不起孩子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具和课外书籍的状况，张锲萌发了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建“育才图书室”的想法，得到了同仁的支持。在两三天时间里，张锲连续打了上百个电话，联系到王蒙、铁凝、陈建功、邓友梅、高洪波、张贤亮、陈祖芬等五十多位作家，他们二话不说，积极响应。

    2004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笔为“育才图书室”复信，对这一活动予以充分肯定。

    很快，育才图书室收到了来自臧克家夫人郑曼女士的第一笔捐款。接着，巴金捐出两万元，张锲捐出五千元和六百册图书。捐款作家还有铁凝、高洪波、陈忠实、刘震云、裘山山、杨黎光、朱向前等。之后，一笔笔捐款汇来，一座座育才图书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收获在硕果累累的秋天

    让中国诗坛感佩的是，年过花甲的张锲仍然诗情不减，又以昂扬的激情，创作了长篇政治抒情诗《生命进行曲——致同时代的青年朋友》，1997年11月19日，在《光明日报》整版发表。

    张锲创作的长诗《我的祖国，我的母亲河》，2004年4月15日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

    20世纪80年代，成了张锲文学创作的“井喷”期。他认为，要改变我国文学艺术界套话、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必须运用报告文学。

    《热流》是张锲在1980年受《当代》编辑部约请，写的一篇反映河南在拨乱反正、新旧交接的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精神风貌的报告文学。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张锲在河南住了一个多月，跑了大半个河南省，记了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采访中共河南省委原书记乔明甫时，乔明甫讲到自己参加革命四十几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也坐过我们自己的监狱，最难过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因为心里实在委屈得不行，说着说着，乔明甫就失声哭了起来。

    乔明甫的言行，深深打动了张锲。他也想起了自己的遭遇，想起了他所熟悉的许多老前辈的遭遇……他们俩哭成了一团，泪水把他们的心灵融合在一起。那次采访像这样的事情，他经历了不少。采访对象的人生际遇和精神追求，在他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他后来写作长篇报告文学《热流》，简直有着克制不住的冲动，不少章节，他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出来的。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影响很大，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情生方命笔，苦吟始成篇。这是张锲写作报告文学的体会。

    在青年时期，张锲就产生过当一名小说家的愿望。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张锲第一个短篇小说《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第一个中篇小说《摇车铃铛响》，第一个长篇小说《改革者》，正式发表。此时此刻，他在小说创作上喜获丰收。

    然而，当张锲在小说创作方面越来越起劲的时候，组织上调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他投入到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繁琐的事务之中。他忙到了席不暇暖、食不甘味的地步，许多早就想好了的题目、人物、故事情节等，都被迫丢于脑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张锲逐渐进入了人生的纯金之年。那些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往事，又一次敲打着他记忆的闸门，唤起他创作的欲望。《爱情奏鸣曲》之一至十，小说的原型基本上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2007年8月，张锲小说选《爱情奏鸣曲及其他》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张锲走上全国文坛领导岗位后，积极和广大作家交朋友，并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为广大作家做实事、办好事，成为人们奔走相告的佳话。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陕西省作家路遥英年早逝，留下了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孤女路远。路远的母亲是北京的一位知识青年，回城后还没有安顿下来。从小就受到父母百般疼爱的路远，成了漂泊无依的孤女。张锲知道这种情况后，心中从此就装下了路远。在路远刚被接到北京的时候，他却因为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

    经过一夜的抢救，到了天亮，在危重病人监护室外等候了一夜的妻子鲁景超，才被允许进病房探视。张锲拉着鲁景超的手，嘴角抽搐着，仿佛有千言万语要嘱托。鲁景超等了半天，刚从生死关头抢救过来的张锲，说出的竟是这样一番话：“小鲁，有一件事我怎么也放不下……不把路远这孩子安排好，路遥的在天之灵就不得安息。现在是路远最需要温暖的时候，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在路远还没找到住处之前，先把这孩子接到咱家住一段时间，好吗？”鲁景超一边替张锲擦去脸上的泪水，一边默默地点头。在场的护士都感动得哭了。

    在张锲的参与下，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出资六千元，把路远安排到北京市重点学校潞河中学寄读。

    张锲走上领导岗位后，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甘当公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常和广大作家保持联系，积极关心、支持作家，鼓励他们大胆创作，多出精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张锲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诗、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还写过话剧、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出版了四百多万字，并被介绍到国外，曾获多种文学大奖。他还担任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著名的诗句，不也正可以作为张锲的心情写照吗？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