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之日起到1931年1月,红军各部队皆没有无线通信装备。由于缺乏无线通信联络,一方面,红军失去许多主动捕捉有利战机、打赢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机会;另一方面,红军各部队之间、红军各部队与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难以迅速取得联系。通过作战缴获敌军的无线通信装备,来发展无线通信,是当时条件下红军的必然选择。据此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特意指示红军作战时,“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缴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军事科学院编:《发扬优良传统,履行神圣使命》,第59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贯彻上述思想,红军走出了一条借敌军无线通信装备的物力(无线通信装备器材)和人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建立发展红军无线通信的道路。
1930年12月30日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在龙冈全歼由张辉瓒任师长的国民党军队第18师,缴获敌军大量装备,其中有一台15瓦功率的小无线电台收报机(发报机、充电机在作战中已被打坏),该师无线电台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经过教育志愿参加了红军。1931年1月4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江西宁都县小布村,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王诤等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毛泽东热情地对王诤等人说:“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参见曾晨英:《红军无线电通信队在江西宁都小布诞生》,《党史文苑》2007年11期)两天后,深受毛泽东和朱德接见鼓舞的王诤等人在对缴获的电台进行维修调试后,于1月6日成功建立起红军第一部电台,利用该电台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新闻。在当时中央苏区连报纸都很难看到的情况下,红军有了一部可收听敌军情报的电台,这使毛泽东和朱德兴奋不已,红军的无线通信事业由此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美中不足的是,借缴获敌军电台建立的红军第一部电台,是一部小功率(功率15瓦)的、只能收不能报的“半部电台”,其军事作用还比较有限。
1931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担负围歼敌第28师的作战任务。战前黄公略特意调查了对方的无线通信装备,得知该师装备的是100瓦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黄公略特意向军部金参谋和特务团张连长下达一项特殊任务:“这次打公秉藩师,给你们两人一个特殊任务:缴公秉藩师的电台,机器要完全无损,并争取敌电台报务人员投降加入红军。”执行该作战方案,红三军不仅围歼了敌28师,而且完整无损地缴获了该师装备的100瓦大功率无线电台。战斗结束后黄公略派专人将电台送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并向毛泽东和朱德呈上书面报告:“无线电有一副完全的,并有汽油三瓶,人员(电台报务员)十余人,已派交通队长负责转送总部。电码八本送上,请查收。”(马继善:《黄公略将军传》,第301—3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至此红军有了第一部在当时属于大功率、既能收又能报的完整电台。6月2日,红军用这部电台实现了红军部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通报。9月下旬战斗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又实现了与远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通报。
与电台装备主要来自敌军一样,红军早期无线电部队的成立、发展也主要借俘虏后加入红军的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之力。1931年1月6日王诤等利用缴获的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部“半个电台”后,为充分发挥无线电台的军事作用,红一方面军决定建立专门从事无线通信的专业技术分队。1月10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命令,以被俘后自愿加入红军的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等技术骨干为基础,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任命王诤为无线电队队长、冯文彬为无线电队政委,并在无线电队成立党支部。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由此宣告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被毛泽东和朱德任命担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有扎实系统的无线通信技术基础。王诤担任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队长后,在中央苏区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中,竭尽全力地发挥其专业技术特长,多次建立重要战功,中革军委于1933年8月授予王诤二等红星奖章一枚,以示表彰。1934年9月王诤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相继担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毛泽东曾赞誉王诤“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1931年1月6日红军建立第一部“半个电台”、1月10日红军成立第一支无线电队后,为进一步发展壮大红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队伍,提高红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1月28日,红一方面军决定创办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毛泽东和朱德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命令》要求各部队“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2月10日,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村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不仅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开学典礼,而且还给学员上了第一堂党课,授课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学员讲道:做任何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撒得开,又收得拢。(周和平、孙启辉、韩国钰:《岁月峥嵘育摇篮》,《解放军报》2006年12月14日10版)
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设在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内,无线电队队长王诤、政委冯文彬兼任无线电训练班领导。无线电训练班教员则由被俘后加入红军的原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王诤、吴汝生、韦文宫、刘寅等兼任。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共选调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钟佩兰(女)等12名学员接受训练(《一所红色大学的光荣与梦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8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4日8版)。经过四个月训练后,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圆满完成学业,成为红军发展无线通信的首批技术骨干。一年后的1932年1月中央军委又以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培养的红军首批无线通信技术人员为基础,在瑞金洋溪创办红军第一所无线电学校——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1933年3月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为红军培养更多的无线通信技术人员。到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该校先后为红军培养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借助缴获敌军无线通信装备器材的物力,借助俘虏后加入红军的敌军无线通信技术人员的人力,为发展红军无线通信事业奠定了最初的物力和人力基础。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