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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一样，是毛泽东每天必读的报刊之一。这些报纸印出后，报社一般很早就送到中南海西门收发室，由工作人员分送给中央领导同志。除特别重要急需阅批的文件外，毛泽东一般都会先翻翻摆放在办公桌上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他对《光明日报》的“哲学”、“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发表的文章特别有兴趣，几乎期期都看，篇篇都读。他读报纸与读书一样，常常是边读边用笔在报纸上圈画，并写上一些批注文字，有的还批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读，或者指示《人民日报》等转载。
一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毛泽东看到后，致信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秘书胡乔木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为此文重新拟了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人民日报》编辑部拟写了按语：“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5月1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篇文章如此重视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粗暴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研究机关，也曾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一些教授、学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毛泽东曾多次亲自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批评了对待科学问题的简单粗暴的做法。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8月下旬至9月初，《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报道并发表了与会学者发言的详细摘要。
青岛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谈家桢等来到北京。毛泽东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他一边注意地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说：“应该取长补短。”同时鼓励谈家桢：“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此时建议《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一方面表明毛泽东要继续深入推进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对谈家桢等科学家的鼓励和支持。
二
1959年初，为了改变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光明日报》选定曹操评价问题作突破口，在报纸上组织学术争鸣。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是1959年1月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的《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决定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后，2月19日在《史学》专刊第152期首先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实际上，早在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因此，毛泽东对此很关注，他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重新评价曹操。
1965年《光明日报》开始编发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文章，毛泽东对这一讨论很是关注。《兰亭序》的真伪，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1965年5月，郭沫若经过考证，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指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部文字，兴感无端，不符合王羲之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心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半真半假）的作品；它的书体也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同，是唐人所伪托的赝品。
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同时发表。南京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看后，不同意此文的看法，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并寄给章士钊指点、修改后，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章士钊也不同意郭沫若的看法，曾在他编撰的《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序帖》非伪，《兰亭序文》为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将此文连同作者高二适给他的信一起附送，希望能够发表。毛泽东看过文章和来信后于18日复信给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日，毛泽东把有关信函、文稿以及回复章士钊的信，一起送给郭沫若。他在给郭的信中写道：“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4页）郭沫若接信后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准备写文章同他讨论。他当天就约光明日报社的有关同志前去商谈，建议《光明日报》本着百家争鸣方针，早日发表高二适的文章，并在报纸上组织讨论。
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高二适的文章。8月12日，郭沫若写了同高二适进行讨论的文稿《〈驳议〉的商讨》送交报社。郭沫若在文中说：他已仔细地阅读了高二适的文章。“对于学术问题，高先生肯把不同的意见提供出来，进行讨论，这是很好的事，《兰亭序》依托说，如果经过《驳议》，证明确实是‘站不住脚’，我愿意认错，撤销这种说法。但在仔细阅读了《驳议》之后，却感觉着这种说法尚未被驳倒。因此，我要把我的意见再写些出来，作进一步的商讨”。郭沫若在反驳高二适的时候，摘引了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批评唐太宗的一段话并说：“与赵之谦‘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高二适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场讨论。8月17日，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接见部队干部时，曾经问起“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郭沫若得知此事，当天就把所写的《〈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了清样。8月20日，他在退回清样时写信给郭沫若说：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一段有力……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8月21日，郭沫若这篇《〈驳议〉的商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场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讨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就从《光明日报》开始，逐渐在一些报刊上展开了。
三
毛泽东对《光明日报》、《史学》、《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上发表的文章，充满浓厚的兴趣，几乎每期必读，例如：1959年2月1日《哲学》专刊第17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曹家铸写的一篇文章：《黑旋风为什么斗不过浪里白条？——谈事物的条件》。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好，在一次会议上推荐给大家看。据报社的同志回忆说，因为要看这份报纸的人数多，报社发行部门将留存的报纸全拿出来还不够，最后把印刷厂挑拣出来的、印刷质量不合格的“残报”也都送出去了。
又如：1960年11月25日，《哲学》专刊上发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所写的《从计划“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一文，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让《红旗》杂志加以转载（载于1960年第24期上），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字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些，如果你们能够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激之至。”（信末原署“毛泽东，1960年11月26日”后来改署为“红旗杂志编辑部”）这封信当然给作者们很大鼓舞，他们按照信的要求写了第二篇文章：《再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机床化”问题》，《红旗》在1961年第9、10期上发表。
《光明日报》1958年创办了集学术性、知识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东风》副刊，发表了一些好诗词，毛泽东非常爱读。1961年12月28日《东风》副刊版刊登了民进成员吴研因写的《赏菊》（七绝二首）。全诗是：“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同时发表了民革成员钱昌照写的《七绝二首》：“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芦台农场》）“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藁城农村》）
毛泽东看到这些诗篇，十分欣赏。“七千人大会”开幕前夕，他用铅笔在刊登这些诗的《光明日报》上写了批示：“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大会秘书处即用大字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当时曾将毛泽东批示的这张报纸和用三号字排印的文件拿到报社编辑部传阅，大家看了，异常感奋。两位诗作者很快也知道，他们更是万分激动，大受鼓舞。
据报社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段时期，这些专刊学院气比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加上宣传报道任务较重，报社产生了停办专刊的意见。因此，1958年10月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哲学》、《史学》、《文学遗产》、《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自11月起停刊。当时毛泽东正在郑州开会（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看到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因此《哲学》等几个专刊在宣传停刊一个星期后又得以复刊，可以说是毛泽东关心、指导的结果，也为我们留下一段历史佳话。
（作者系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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