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哲学家总是自嘲自己的工作是“无用之大用”。其实,在宽泛的意义上,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属于无用之大用的范畴。
何谓无用之大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巴士底狱中曾经感慨说: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这两个人一个叫伏尔泰,一个叫卢梭,都是哲学家。路易十六这句话的隐含之义是: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第二个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想知道该怎么正确地处理日本问题,于是设立了国家项目,资助一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去做研究,结果她并没有写出对策性研究这样的实用性文献,而是写了一本叫做《菊与刀》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从非常抽象的角度研究日本的国民性。这当然属于基础研究的范畴。有趣的是,美国政府也没什么不满,找人对这本书进行了再研究,得出一个很有用的结论:天皇制度暂时不能废除。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研究看似不能得出立竿见影的结果,但其影响和效果却可能是至为深远的。
我们能从人文学科这里指望什么呢?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会说:“打开!”——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从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复苏,重新用一种充满好奇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在各所大学能看到许许多多以名人冠名的大楼,但是能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学术人才的培育和扶植上的,还不够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着眼于立竿见影的大楼,而是为培育可遇不可求的大师而默默奉献,恰恰体现出与众不同的文化视野与胸怀。
大约200年前,德国哲人康德曾经说过:“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打造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这是真正的大师杰作,是每一个伟大文明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