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感恩

    那里有一座钟楼,钟定时敲响。那声音是温馨的、安详的,既抚慰我们,又召唤我们。不高的钟楼在那时的我看来,却是无比的巍峨。

    那里有一座教堂。镂花的玻璃折射着从窗外透进来的亚热带的阳光,那阳光也幻成了七彩的虹霓。那教堂是我既疏远又亲近的地方。那时，我理智上并不喜欢这教堂,因为我不信神——到现在也不信。但是我内心却倾向了那种庄严、静谧、而且近于神秘的气氛。

    学校是教会办的。作为学生,无法拒绝学校规定的一些内容,例如我非常发怵的“做礼拜”。我就是在这样“不情愿”的状态下,接近了英国式的学校和学校里的一切秩序。

    这心情直到晚近,才有了一些改变。那年我从伦敦来到剑桥,从一块草坪上眺望那里的三一学院。我仿佛是见到了相隔万里之遥、而且又是阔别了半个世纪的福州母校——三一中学!人们在拥有的时候往往不知珍惜,犹如人们常轻忽难得的相聚;而当别离成为事实,便有异常的惆怅、甚而悔疚。

    一个普通人家的少年,在饥饿和贫穷的追逼中,竟然能够走进这所美丽而高贵的校园,只要是亲历其境的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近于奇迹的事实。对于我来说,是在无边的黑暗和绝望中,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是母校以她宽广而温暖的怀抱接纳了这个无望的少年。多亏了这所学校当年弘扬的博爱精神,以及充满了人性和爱心的师长们的提携与援助,使我能够在艰难中尊严地、同时又是愉快地修完初中的全部课程并且顺利升入高中。

    那时，我做着文学梦。我发现文学这东西很奇妙,它能够装容我们所感、所思,不论是爱,不论是恨,不论是失望,还是憧憬。

    大概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一篇得到老师好评的作文,偷偷地寄给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文章被加上了花边,发表了。这个开端鼓舞了我,却也“危害”了我。

    从那时起,我迷恋上了文学。为这种迷恋,我付出了代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偏离了作为知识基础的中学课程,偏离了学业的全面发展。我在课堂上写诗,而此时也许是在讲物理,也许是在讲化学。我既不喜欢物理,也不喜欢化学,我只迷恋文学。我的母校,那时拥有许多从优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一流的教师。这些教师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都先后到高等学校任教。这个学校也有第一流的学生。英国式的淘汰制度,使学生对学业不敢有丝毫的怠惰。从这里走出了摘取数学王冠的人,他是世界性的数学大师。而我作为他的同学(我们相差一个年级,他初二,我初三),数学实际水平仅仅是小学三年级!

    这个学校是英国人办的,延续了正统的英国教育方式。英文在这里几乎是第一语言,它在教学中的分量甚至超过了作为母语的中文(这当然是畸形的,我没有赞成之意)。从英语会话,英语练写到英文作文,都有专门的课时和教师,有着全面而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可是,我如同“反抗”教会那样,也“反抗”了英语!这种反抗的结果,当然是我失去了掌握英语的非常可贵的机会。

    直到现在,我旅行在世界别的地方,我还是凭借着当年母校老师教给我,而又被我“拒绝”之后“幸存”的这几个单词和那几个残句。不然的话,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航空港,或是在乱花迷眼的异乡街头,我就真的成了聋哑。

    现在我自己也变成了老师,我多次把这些遗憾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我从自己的痛苦体验出发,告诉他们不要幼稚地“拒绝”自己的不知或未知。例如，不要在繁重的功课中“拒绝”学校规定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学生大都是学文学的,我还告诉他们当老师开列一串长长的书单时,不要轻率地“拒绝”阅读,那个书单背后的道理很多是你当时并不了解、而确实是经验和智慧的凝聚。你的拒绝便意味着失去。

    我常自言,我有三个母亲。亲生的母亲给我生命,哺育我成人。第二个母亲是三一,教我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三一是我人生的起步。在三一,我接受了当时中国最良好的中学教育:优秀的老师,精心的教学,严格的训练,以及现在看来未必妥当的不留情面的筛选和淘汰——我不是学业最优秀的学生,却常常把羡慕的目光投向那些在前排就座的同学。我在学校的名次通常是在十名以后,各科成绩语文较好,其余平平,数学最差。老师是第一流的,学生有非常优秀的,但我不是。

    但三一给我最重要的是人生的启迪:做一个正直、纯洁、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爱心的人,而学业倒在其次。至于第三个母亲,那就是北大,北大使我成熟,她引导我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之路。但不论怎样,我始终感激三一,要没有三一这第二个母亲,我的人生就没有一个好的起点,那以后以至今日的一切都会沦为空无。我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怀着对三一母亲的感激和敬意。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