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

    每当和媒体记者或纯粹的朋友叙旧，对我当年窝居乡下十年写作的生活形态多有兴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是一个常被问到的话题，我便如实相告，主要依赖一条邮路，无论写信说事或投寄刚刚写成的小说稿，都是到一个邮政代办点去办理。这是一个仅有一人撑持业务的“邮局”，在我却铸成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获得专业创作的自以为人生的最佳境地的同时，便决定回归乡下祖居的老家，求得一个耳目清静的环境，却不是陶渊明式的避世隐居。我在这里可以坐下来潜心阅读业已解禁的世界名著；可以平心静气回嚼20年乡村生活，形成新的作品；我几乎本能地关注着生活运动尤其是乡村世界的变化，自然缺少不得一份报纸，能否每天看到当日的地方报纸，成为一个小小的却也揪心的问题。多年来每天读报的积习已经成瘾，不读似乎就有一种缺失或亏欠。读报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我居住的老家的地理环境的制约是根本原因。

    我祖居的村子虽然距西安不过50华里，却是一个被地理环境限制着的“死角”。村庄位于白鹿原北坡根下，再往北不过两三公里便是闻名古今的骊山南麓，形成一条狭窄的川道，其间自东往西流过一条被秦始皇曾祖改名的灞河（原名滋水）。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开通了一条砂石公路，我的祖居的村子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尽管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驶来一辆汽车，但是乡民出行推车挑担骑自行车毕竟方便得多了。我回到这样环境的老屋里，首先想到如何能读到当天的报纸。得知这里的邮递员仍旧是我熟悉的那位姓史的乡党，便找到他商量。他做这方地域的邮递员已经多年了，仍然属于邮局聘用的农民工，未能获得邮局正式职工的资格。他负责我所在的这个乡镇东半部的十余个村庄的报纸和信件的投递业务，半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上的村庄，下边是坡根下一排小村庄，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圈儿，可以想见其辛苦。和他说明订报的意图，他笑着解释，东边三个村子没有一户报纸订户，只是在有重要信件时，他才骑车去某个村子。我当即明白，如果我要每天读到当日报纸，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往常多跑5里路，仅仅是为了给我送一张报纸。我确实于心不忍，便和他商量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把我所订的报纸投送到他每天必经的村子的我的一位亲戚家，由我走读上中学的儿子放晚学时顺便捎回来。这样，每天傍晚儿子回家，正好是我停歇工作的时候，坐在祖居的小院里，借着尚未暗淡的天光，打开《参考消息》，看世界的这个和那个角落又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和趣闻；还有贴近我生活的《西安晚报》，既有国家大事的新闻，更有城市和乡村的新鲜事和某些人的劣行。我曾在该报上读到一位农村女人首创家庭养鸡场的新闻报道，竟然兴奋不已，随之便搭乘汽车追到西安西边的户县，花了两天时间进行采访，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西安晚报》，后又以其某些事迹演绎成8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是我写农村体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说。

    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写成，或者要投寄一封信，我便骑自行车赶到8华里远的邮政代办点。这个邮政代办点设在一所军事大学里。这所军事大学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地址选在白鹿原北坡向里深凹的一个大豁口里，据说可以隐蔽空中侦察。军事大学于60年代初开学，为了这所规模非凡的军事院校通邮的方便，邮政局便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邮政代办点。这样，我生活的这方地域，破天荒地有了一个可以订阅报纸也可以寄信寄物的邮政机构，当地近10公里内的乡民跟着军校沾光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邮政代办点设在军校大门内右侧的一排平房里，仅仅只占一间小平房。我把自行车撑在路边，便拿出要寄的稿件或信件，走到开着的窗口，便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笑也不惊评，却在眼神里显示出“你来了”的意象。我便先开口说我要办的事，如果是寄信，便说要几张邮票；如果是邮寄稿件，便把封好的信递给他，让他在桌旁的磅秤上称一下重量，然后在算盘算出邮资的钱数，我交了钱，他撕下邮票给我。我用他摆在窗台上的浆糊贴好邮票，再把装着文稿的信封给他。他砸上有“挂号”字样的邮戳，仍然不说话，眉宇和眼神里显示出“办妥了”意象，我也不便多嘴，点点头便告辞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张面孔，以及那脸上的表情。那张面孔的脸色微黄偏白，很洁净；眼睛不大也不小，永远是一种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细更不歪，端正而庄重。他的形象和他的神态，完全专注于案头的工作，多余一句客套话都不说，更不会有东拉西扯的闲话乃至废话了。有一次交办完邮件离开他的窗口时突然想到，他是和我短言少语呢，还是对所有人都如此这般？我便侧立一旁抽烟观望。一位穿戴整齐的军校女学员走到窗口，手里拿着一个包扎规整的邮包送进窗口，肯定是称重量，然后看见她从窗口接过邮包，很认真地贴邮票，之后就把邮包再送进窗口，转身离开了。我大约只听见一两句简短的对话，是说多少邮资的话。一位同样年轻的男军人走到窗口，和那位女军人的过程如出一辙。接着看到一位穿戴不凡的中年女人走到窗口，从衣着打扮和走路的太过自信的姿势，我猜测这是一位军校高干的夫人（此军校属军级级别）。她走到窗口，却不寄邮任何东西（如需邮寄东西，肯定有通讯员代办），只听她嗓门很响亮地向窗口内询问，只听见她的问话声，却听不到窗口里的他的声音，约略可以听得出来，她给远方老家的邮件，怎么还没收到？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到达××省××县××公社××村子？不会丢吧……从她离开窗口时的表情判断，得到的是肯定的可以放心的答复，咣当响着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也是欢愉的。我便跨上自行车走了……这人就是不爱说话。

    约略记得一次例外，在我接过邮票往信封上抹浆糊再粘贴的时候，他却主动开口了：“你前日在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我颇惊讶，他竟关注我的写作了，便毫不迟疑地以“噢”予以肯定。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昨日回局里参加政治学习，我听大家说的。”他没说邮局里的人如何说我这篇小说或散文，倒是我很想听的话题。他却闭口再不说了，也没说他看没看那篇文章。我尽管很想听文学圈外诸如邮局的读者对拙作的看法，看着他已没有再议此事的兴趣，我也压住了想问的话不再问。

    在我窝居乡下祖屋写作的十年里，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便骑上自行车，骑过后来被车碾得坑坑洼洼的砂石公路，心情却是一种踊跃，每有一篇新作写成，无论是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抑或是短篇小说乃至三两千字的散文,在送到邮政代办点的这8华里的路途中，都是一种踊跃着的心情，砂石公路上坑坑洼洼致成的连续性颠簸，不仅破坏不了踊跃的好心情，反倒激发着踊跃的连续性。乃至赶到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和那张熟悉的脸孔对面时，领会到那眼神里又现出“你又来了”的意象，我也不说一句客套话，只把邮件送进窗口，照前办理……我已记不清十年间经他的手寄出过多少文稿和信件，却可以肯定，那十年间的文稿和信件十有八九都是经他的手办理的，寄往本省和外省的编辑朋友。更准确也很难能的是，无论稿件或信件，从来没有丢失过。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邮寄通讯几乎是我唯一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且不说乡村里不敢奢望电话，城市家庭也是稀罕物。邮政代办点的这位代办员，便成为我实现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最可靠的桥梁。

    新的世纪刚刚到来，我又回到离别了七八年之久的原下的屋院，一个人住了两年，夜晚坐在院子里看从东原渐渐移向西原的月亮，早晨常常是被飞到屋檐或院中树梢上的鸟叫声唤醒，在我是一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踏实也最美好的感觉。写作的欲望潮起时，便在那间小书屋里铺开稿纸。每有或长或短的文章写成，依照七八年前的轻车熟路——轻便自如的自行车和大半生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家乡路——赶到距家8里远的军校大门内的邮政代办点，依旧是那间门口墙上挂着绿色邮箱的平房，依旧是打开着的窗户下层的窗口，窗里桌后依旧坐着那位微黄偏白面孔的代办员，变化仅仅只是他的头顶出现了白色的头发，毕竟过去七八年了。他在看见我的一瞬，眉眼里现出一缕不易觉察却仍被我觉察到了的诧异的神色，问：“你不是进城了吗？”我答：“我又回来了。”之后再无话。我交办了寄件，点点头便告辞了。这两年时间里，我到这个一个人操作的邮政代办点的次数，比之前的那十年的频繁来去少得多了，我已有了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无论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闲事，随时便用话机说清了，几乎不再使用写信的交流手段了，不写信也就不寄信了，只有写成新的文稿，必须赶到一个人操作着的这个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我至今不会使用轻便快捷的电子文稿的传递方法，还依赖于原始的邮寄手写稿件的途径。

    到了我重回乡下祖居屋院的第二年，记不清是哪个季节，我又一次骑自行车赶到那个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交办了要邮寄的稿件，刚转过身要离开的时候，窗口里的他说话了，让我等一下。我再转回身，就看见那张向来平静到不动声色的面孔，呈现着谦谦的微笑，对我说：“麻烦你办点事。”我自然欣然接受，等待他说事。他依旧是少见的谦谦的微笑，以平静而又达观的语气告诉我，他很快要退休了。我不觉一愣，看不出这张呈现着中年人气色的脸，已经年上花甲了。我在发愣的一瞬，感到了心头的微微一震，顿生难舍的眷眷之情。我随之问：“你竟然要退休了？看去顶多50岁。”他却不作辩解，依旧谦谦笑着告诉我，他的孩子知道他认识我，便买了我的两本书，让他再见我的时候给书上签名。他说他退休后就难得和我见面了。我自然应诺。他破例拉开那间平房的门板，让我进屋；他把我的两本书摆在桌子上,侍立一旁，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习惯用自己的钢笔，在那两本书上签下我的名字。这应该是我最用心最认真的签名之一。他连着说了两声感谢的话。我为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和读者不知签过多少万册书了，却不敢接受他的感谢的话。我和他握手告别。他竟破例走出门来，在我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点不忍松开。

    2011.11.2  二府庄

    （注：此文获光明日报和中国邮政合办的“信达万家邮政故事”征文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