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请在天国等我

    妈妈，你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11年来，女儿对你的思念几乎无日不在，特别是在退休后回到家乡上海永乐村老宅之后。庭院里，有你和爸爸亲手栽种的广玉兰、栀子花与橘子树。只要一踏进厨房，就仿佛会看见佝偻着脊背的你，双手抖抖颤颤端着一盘热腾腾的四喜烤麸在朝着我笑。打开卧室的衣柜，最先映入眼帘的，总是你为我精心编织的毛衣，式样早已不再时尚，但穿在身上，总感到特别的熨帖与温暖……

    天崩地裂，你挑起了千斤重担

    妈妈，1952年春天的那段日子，对于你也许是不堪回首的：爸爸的米店突然倒闭，断了全家的生计，为了活命，三妹跟着爷爷回了浦东乡下，刚满3岁的四妹送给了浦东一家人家。

    记得四妹是被一粒糖果骗走的。家中来了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牵着我四妹的小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终于朝我姥姥点了点头，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剥掉糖纸后塞到四妹妹嘴里：“甜吗？”“甜。”“走，跟我们到外面去拿，外面还有好多好多呢！”

    四妹犹豫，姥姥说：“去吧，不怕，姥姥在。”

    就这样，他们牵着四妹的小手一步一步往外走。我急了，要上前拉，姥姥扳住我的肩膀，饮泣着说：“让她去吧，好歹有口饭吃。”

    眼睁睁看着四妹小小的身影即将消失在门口，你尖叫了一声：“等一等！”踉踉跄跄走过去，把手中一块印花头巾系在四妹的围脖里。你的手发颤，结子打了3次才打住，泪珠扑簌簌滚落在头巾上。

    半夜里，我被吓醒了——是谁把我抱这么紧，紧得我都透不过气来。睁开眼睛，是你，妈妈，你的脸惊恐得都扭曲了，姥姥拼命扳开你的手，连声喊：“阿新，快松手，你要憋死她了！”半天，你才醒过神来，垂头跌坐在床沿上，幽幽地说：“是梦……噩梦，那对夫妇又来了……”

    过了几天，你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是离家很远的一家袜厂，去上班几乎要穿越整个上海市区。每天天不亮，你就轻手轻脚绕过我的床脚走下楼梯，天黑了才会从楼梯下疲惫不堪地一步一步走上来。你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担起了千斤重担，用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着全家老小，使这个破产后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度过最艰难的岁月。

    最大心愿，让每个子女都“读上去”

    1956年，爸爸被“合营”进了上海市第七纺机厂，有了稳定的工资。这个一度风雨飘摇的家，总算像一叶进入了港湾的小舟，平稳下来，全家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温馨的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能吃饱穿暖。此时，你和爸爸有了一个最大的心愿：要让身边每个子女都“读上去”。 

    “读上去”，对我、大妹及小弟，都不是问题。我们在学校虽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也都过得去。问题在三妹，她从小被送到了乡下，自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她成了一匹“野马”，无人管束，一年级未上完便自行辍学。

    为了她的学业，你和爸爸一次次地跑到乡下，连哄带骗、威逼利诱，硬是把三妹带来上海家中，给她联系上学校，送她去读。但已经“野”惯了的三妹，对“从小抛弃了她”的这个家有极大的抵触，一次次又逃回乡下。

    记不得这是第几次了。三妹又从家中逃走了。爸爸气得脸色发青，你气得垂泪，晚饭也不肯吃。

    夜深人静时，我隔着板墙听到爸爸一声接一声叹气，你一阵接一阵饮泣。爸爸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实在不行就由她去吧，今后的日子就看她的造化了。”你一听这话，哭得更伤心了，说：“你舍得，我可舍不得！自小放在乡下就已经对不起她了，再不给她读书，心里怎么过得去！现在她年纪小，不懂，以后长大了会埋怨的。”

    于是，我听见爸爸摩拳擦掌地表态，星期天一早他再去乡下，就是用绳子捆也要把三妹捆到上海来。

    实际上并没有使用绳子，而是用一系列极其恳切的“承诺”把三妹带了回来。这些“承诺”后来一一兑现了：在小阁楼上给三妹搭了个小床，使她有了自己的“单间”；每个月给一点零花钱，虽然很少，但毕竟从无到有；除了洗自己的衣服，不用做其他家务，等等。三妹，终于在上海这个家里安定下来了，小学毕业后进了一所职业中学。

    但天有不测风云，文化大革命彻底毁灭了你和爸爸要供我们姐弟4个都“读上去”的心愿，也彻底斩断了全中国上亿莘莘学子的求学之路。中国大地上所有的大专院校，在一夜之间全部停办了——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个“史无前例”（大概也是绝后）的巨大悲剧。

    那是1968年秋天，我们3个女孩一齐“上山下乡”：我要去河北滹沱河畔的解放军农场，大妹去崇明农场，三妹回老家农村插队。家中只剩下小弟，分配到了街道一家小染坊厂。

    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灶披间里，该说的都说了，该叮咛的都叮咛了，一时间房间里一片静默。

    妈妈，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一晚上眼里都噙着泪水，却始终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静默中，你几次张嘴想说什么，却又抿紧嘴唇把话咽了下去。妈妈，你到底还想说什么呀？

    静默中，我走过去搂住了你，轻轻抹去了你眼中的泪水。而我自己心里也酸溜溜的，直想要哭出来。

    “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弟走邪道”

    1973年，文革毫无结束的迹象。此时的你，已不再奢望我们几个“游子”的回归，而是日夜操心着留在上海的小弟，这个你无限疼爱的“老幺”正经历着生命中的“噩梦”。

    由于社会秩序几近瘫痪，由于对社会现象的不理解与极度不满，上海很多年轻人走上了邪道。我们居住的小弄堂里也有这么几帮，他们赌博、酗酒，结伴打架，动辄拔出刀子来。小弟本来是个腼腆、本分的孩子，渐渐也被裹挟进去，先是打打麻将，后来也跟着一起酗酒，这可把你和爸爸吓坏了：再下去是否也要参加打群架了？

    为了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你和爸爸想出了一个“绝招”：盯。你当时为喂养我的孩子已提前退休，此时孩子放到了第二位，你每天在小弟下班前，就等在小弟的厂门口，然后像影子般寸步不离地盯在他后面，苦口婆心地求他回家。

    是年冬天，我回来探亲，亲眼目睹了年近六旬的你，如何实施这匪夷所思的“绝招”：

    小弟是三班倒。他上大夜班是你最“舒服”的日子，因为一下班他自己就会回家来睡觉，最苦的是他上中班，深夜11点下班，正好是年轻人赌博、酗酒的“黄金时段”，此时你不管天寒地冻、刮风下雨，都得提前等在厂门口，有时老眼昏花，一个瞅不见，小弟走了，你还在那里苦等，直等到半夜了才失魂落魄地回来。

    那天我上街回家，告诉你外面有年轻人在打群架，你一听，顿时脸色煞白，浑身发颤，踉踉跄跄就冲了出去。天黑了，我找到小弟的厂门口，远远就看见你立在昏暗的路灯下，陪伴你的只有长长的影子。你的满头白发在凛冽的寒风中飘动，你佝偻着背，手按着胃部，那么瘦小，那么疲惫，那么孤独，那么无助，我跑上来抱住了你，母女俩忍不住相拥而泣。

    “妈妈，实在不行，你就由他去吧，一切命中注定。”我劝你。

    你的回答是如此斩钉截铁：“不行，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让你弟走邪道！”

    这种备受煎熬的日子，你过了整整两年多！在这900多天里，你原本花白的头发变成了雪白，眼睛周围刻上了一圈圈深深的皱纹，体重只剩下了70多斤，憔悴、消瘦、苍老，还有脸上那无法形容的悲苦，使我几乎认不出原来那个你了！

    啊，妈妈，一定是上苍也不忍心再看到这悲惨的一幕，小弟终于迷途知返！渐渐地，他不再去打麻将、酗酒，与那帮人渐行渐远。那天，他下班后带回来四个苹果，声音里有了久违的亲情：“妈妈，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吃呀。”你写信告诉我这件事，说，这四个苹果你珍藏了整整26天……

    前些天，聚会的餐桌上回忆起这些往事，我问小弟：“哎，到底是什么，使你后来‘浪子回头’？”

    小弟搔着花白的头发沉思半晌，作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不忍心再看妈妈的脸。有一次，他们要我参加打群架，我都已经站起来了，但一回头看到妈妈煞白的脸，看到她眼睛里的绝望、悲哀，我的心发抖了……那次我算躲过一劫：有两个人被打残，三个人判了刑。”

    是的，普天下只有为了儿女甘愿奉献出最后一滴血的母亲，而鲜有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地为父母着想的儿女。这也许就是古人说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妈妈，请在天国等我！

    （作者为光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