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述而不作”

    光明日报《智慧版》最近刊发著名学者张世英先生《我们还要“述而不作”吗？》一文，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不久，又见刘仲林先生的回应文章《为“述而不作”正名》，指出“真实的孔子”是“在学问探索上朝气蓬勃、充满原创精神的”，纠正了很多流行的误解。由此，我也想就一个争论了近百年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是否缺乏创新、如何看待创新与保守的关系——发表一孔之见，以求教方家。

    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时间里，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一个文明的“轴心期”，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等都在这一时期之内。而后来的人类文明发展，无不需要返回轴心时代，从这里汲取营养。这正是我们常说的“返本开新”。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正在于其“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功。孔子自谦“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于述”，“既述且作”。一方面“集大成”，另一方面“开新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开创的儒、道两家学派，成为此后中国文化的主干，为后世不断诠释。而以诠释经典为鹄的的经学，成为最重要的学问。其实，何止中国如此，西方不也有“一部西方哲学史都是柏拉图的注脚”之说吗？因此毋宁说，人类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智慧。

    百余年来，传统与现代成了一个不断被争议的焦点论题。人们往往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打成两橛，其结果就是思维被自我限制，画地为牢。其实，人类的发展就像河流，抽刀断水水更流。国学大师钱穆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善于继承累积，重视传统和历史。其实，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恰恰是立足于不断的继承，不断的革新。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必须立足既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传统、历史传统，这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不得不的问题。固然，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有极大的不同，但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人类的文明尤其是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有很多永恒的、超越时空的价值的。

    创新固然需要。但眼下的问题却是，人们只是争先恐后地进行所谓创新，却忽视了对既有文化成果的“保而守之”。结果是很多所谓的“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学术泡沫。我们应该知道，创新从来不是天上掉的馅饼。没有文化的积累、不重视一代代的薪火相传，创新从何而来？ 

    今人往往轻视古人，有着一种无端的“傲慢与偏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其实恰恰暴露出那种“小”来。如果我们能够懂得“述”与“作”的辩证关系，在创新与保守之间达成一种辩证的平衡，那么我们的文化复兴大业将会更加顺遂。今天，国家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开展了积极的抢救和保护，恰恰表现了对于继承和保守的重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其实，我们在努力实现“中华文化复兴”，不正是要“返本开新”，使中华文化得以新生，从而绵延永昌吗？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