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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朝阳区红庙北里一套颇显凌乱的旧居室，一眼即见周汝昌。这位红学家满头华发、笑容谦和，94岁了仍怡然而坐，虽已目不能视、耳不善闻，却仍保持着传统文人的端方姿态。
“我跟光明日报的各种故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相当丰富。”回忆的闸门一打开，珍藏半生的陈年旧事便潮般涌来。女儿周伦玲在旁侧聆听，不时地应声翻找话语间提到的光明日报。在屋角里，在柜顶上，在床榻边，光明日报被精心叠放成摞，就像在老人的记忆里一样，俯仰可见。
“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
周汝昌曾经精心保存过一张报纸——1953年9月10日的光明日报，近二十年的岁月里，这份报纸跟着他多次搬家，却终于在十年浩劫中不知所终。
“这份报，对我有极特殊、极重大的意义。那是我学术生涯开端的纪念日。”说起这份报，周汝昌感慨万千。
那时，35岁的周汝昌执教于四川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当时正值全国院校大调整，他是北京赴川青年教师中经调整后留下的唯一一位，清逸出众，很受瞩目。
谁也不知道，有一部“惊世之作”，将在这位忙碌的教员手中诞生。
1953年初秋，《红楼梦新证》在上海悄无声息地出版了。一问世，却掀起了意想不到的波涛。当时新中国刚刚进入学术复建期，似这样皇皇四十万言的大书本就不多，更何况研究的是《红楼梦》——这部当时尚被视为“哥哥妹妹调情”之作的书，周汝昌却将其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大加赞赏，自然激起了一片惊异之声。
周汝昌心里也不平静，他迫切地想知道这本书的前途命运。学校里订了一些报刊，他常翻看的就是光明日报，因为“文化味浓”。当年9月10日，他惊喜地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大方块”，中间用大号字体写着“《红楼梦新证》出版”，下面几行小字，写明了著者、出版社，并对内容及价值进行了简要介绍。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对我作品的报道，也是我平生的一件大事。在那种文化氛围下，光明日报率先关注红学研究，确有学术品位和胆识。”从此，光明日报在周汝昌心里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学术鼎盛期的光明“舞台”
一本书，改变了周汝昌一生的命运。
第二年6月初，他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任副总编辑的聂绀弩点名见他，交给他一项工作：校订新版《三国演义》。
“这一校可把我吓坏了，人名、地名、宋元时代的成语，都给改得一塌糊涂。”周汝昌详详细细地写了篇工作报告，把这些错误都罗列了出来。
报告得到了聂绀弩和当时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领导职务的巴人的大力赞赏。巴人嘱咐周汝昌：“把报告写成文章发表出去，也给咱们新版《三国》做个宣传。”文章很快定稿。过了些天，周汝昌一看：发表了，又是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这篇署名“孙模”的文章格外显眼。
从此，周汝昌开始主动向光明日报投稿，频频发表。除了探讨古典文化，他还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登载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光明日报成了他学术鼎盛期慷慨而歌的一个舞台。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62年发表的连载长文《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这组文章以散文笔法灵活而翔实地书写历史故事，把曹雪芹鲜为人知的身世与经历描写得引人入胜。正是在这组文章的基础上，周汝昌写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曹雪芹传》。
“我的学术工作得以天下皆知，光明日报给我很大的助力，这是我不能忘记的。”周汝昌回忆，自此以后，他得到了很多名家的关注和勉励，例如鲁迅先生的好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专家杨霁云，书画大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等等。这些良师益友的激励成了他笔耕不辍的精神支撑。
“它关心老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精神世界”
顺风顺水的日子之外，还有艰辛和困顿。
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而导致的“批俞”（俞平伯）运动开始，周汝昌也受到牵连，在社内受到了“另眼看待”。就在此时，他又患上了盲肠炎，医院草草医治，竟至大出血，从此落下了贫血的病根，愈加孱弱。
新任领导见周汝昌总生病、不坐班，便十分冷落他，并每月扣去他大半工资，改为计件付费。周汝昌无奈，只好带病在家审稿，清苦度日。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初。一天，周汝昌的居所迎来了一位客人——时任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编辑的章正续。原来，时值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文学遗产》专刊准备发表一系列纪念文章，便由章正续登门约稿。眼前的一切震撼了他：七口之家挤在几间小平房里，周汝昌的“书房”窗户被邻居的墙壁遮挡着，终年不见一丝阳光，打开门，正对公共厕所。瘦弱苍白的周汝昌身着一件破旧棉袄，一抬胳膊，直往外掉棉花。交待完约稿事宜，章正续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日子，社领导突然前来看望周汝昌，并提出为他提高待遇。很快，允诺的一切渐渐落实了，周汝昌的经济大为改善。从别人口中，他才得知，章正续回报社后，颇为痛惜地向社领导汇报了他的境遇，并在报社支持下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发出“善待知识分子”的呼吁。这一切引起了中央重视，才有了后来的改变。
“对我来说，那时的感觉就像一次复活。我特别感谢这张报纸，它不仅关心文化，还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精神世界。”周汝昌动情地说。
正是这种情缘所致，周汝昌一直很关心光明日报，也常主动为报纸写稿。即使现在，老人也通过口述的方式由女儿整理成稿，创作不辍。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特撰《七律二首》致贺，首选也是投给了光明日报。他说：“只要脑子还转得动，我就愿意多为光明日报写文章。”（本报记者 单三娅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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