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派遣忧思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今年下半年组织的劳动合同法第二次执法检查，揭开了劳务派遣问题的冰山一角，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每次会见客户，秦斌（化名）都觉得底气不足。

    名义上，他是一家国际知名投资银行证券销售部门的销售经理，工作让人羡慕。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家投行的员工，而是被“派遣”过去工作的。“严格讲，我不能代表投行去和客户谈生意。但这就是我的工作。”秦斌言语间透着无奈。

    秦斌说的“派遣”，正式名字叫“劳务派遣”或“劳务租赁”。这是一种新兴的用工方式，先由劳动者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劳务派遣公司安排到用工单位工作。派遣工的工资、福利以及社会保险，均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与用工单位没有关系。

    近年来，劳务派遣市场逐渐繁荣。今年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就重点检查了劳务派遣问题。10月底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揭开了冰山一角。

    报告认为“劳务派遣在部分单位被滥用”，并具体指出：用工单位用工有不少超出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以下简称“三性”）岗位范围、在主营业务岗位长期使用劳务派遣人员；派遣人员同工不同酬、不予参加社会保险或少缴社会保险费等问题比较突出；不少劳务派遣机构资质较低，难以履行法律责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能力较低问题比较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组织进行的第二次执法检查。研究人大制度的专家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一部法律进行两次执法检查并不多见，说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高度关注。

    劳务派遣泛滥——

    三大危害不容忽视

    在金融行业，秦斌这样的劳务派遣工并不是少数，在建筑、制造等行业，劳务派遣更加普遍。而且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派遣工都大量存在。

    今年1月，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肖堃涛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说，2003年劳务派遣工占全市各企业全部用工人数的28.3%，2008年初已达39.7%，最近两年仍在上升。从全市各行业来看，制造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比例最高，占43.6%；而从企业所有制类型来看，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比例最高，占47.2%，个别企业甚至高达9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玉清透露，根据全国总工会对十几个省的调查结果推算，全国劳务派遣工已不少于2000万人。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三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然而现实中，法律规则已被突破。

    接受上海市总工会调查时，58%的劳务派遣工认为自己的岗位是固定性的，17%认为自己的岗位是长期性的。广东的一份数据显示，全省金融系统57.4%的劳务派遣工从事主业岗位。其中，某国有银行广州15家分支行里有2900名劳务派遣工在一线柜台工作，占91.5%。

    劳务派遣泛滥，首先带来的危害是劳动关系不稳定。既然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就是不想长期用你。这造成了劳动关系不稳定，员工也不安心。

    劳务派遣另一个危害是“同工不同酬”。在东部某省的通信、电力、金融等行业，劳务派遣工的工资只相当于正式员工的38%。显然，这与法律上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员工“同工同酬”的规定并不一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强调，现在“同命不同价”的法律障碍已经清除，但如果任由“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权”现象持续，社会风险就会进一步积累并加大。

    此外，如果发生了劳动纠纷，劳务派遣工维权的难度很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彦林指出，现在多数劳务派遣公司没有工会，而用工单位的工会也没有把派遣工纳入其中。劳务派遣工超时劳动、劳动条件差、劳动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等现象比较突出。

    节省用工成本——

    企业热衷派遣的奥秘

    作为一种新型用工方式，国外也在使用劳务派遣工。因其灵活、高效和用工的专业化，而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专家看来，目前我国的企业如此热衷于使用劳务派遣工，并不是出于这些考虑。

    “相当多的企业不是为了在用工上提高效率、更加专业化。相反，他们是用这种形式规避对职工应负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道出了其中奥秘。

    理论上说，派遣工与用工企业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企业也就不需要为其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金，而应该由派遣公司承担这笔费用。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派遣工是被企业直接雇用的，企业只给派遣公司交一笔管理费，就算成“派遣”。这样，企业节省了成本，获得了廉价劳动力。而派遣工没有劳动合同，更谈不上享受社会保险了。

    即使有些劳务派遣公司愿意为派遣工办理社会保险，也会想方设法克扣。我国各项社会保险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各地缴费的基数、费率等也存在差距，一些劳务派遣公司就钻了空子。

    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是为了节省成本。承载着更多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为何也对劳务派遣青睐有加？

    一些企业给出的理由是：在改制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吃大锅饭”的覆辙。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陈斯喜并不认同这个理由。他认为，国有企业不应该强调特殊性。避免“吃大锅饭”，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办法。例如，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业务，可以采取业务整体外包的方式，这样效率更高，而不用搞劳务派遣。

    在更多人看来，达到管理部门对职工工资总额的限制性要求，才是国有企业搞劳务派遣的重要原因。

    胡彦林指出，在一些工资总额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挂钩的国企中，劳务派遣工的工资往往不纳入企业工资总额，而是作为营业外支出。大量使用派遣工，既可以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又可以避免突破企业工资总额的限制。

    “为了降低工资总额，就搞劳务派遣，对新进入的员工‘同工不同酬’，这有悖于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直言。

    治理派遣乱象——

    完善制度是关键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周玉清曾书面建议：“应该把劳务派遣问题提高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

    当前，通过修改法律、完善制度治理劳务派遣市场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

    劳动合同法执法检查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修改完善法律的有关规定、制定劳务派遣专门法规或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适用范围和“三性”岗位等规定。

    周玉清表示，最好尽快修改劳动合同法，因为这部法律对劳务派遣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简单。“如果劳动合同法暂时不能修改，国务院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也应该修改。如果实施条例一时也不能改，那么人社部牵头的劳务派遣规定应该尽早出台。”

    蔡昉则提醒，劳务派遣这种用工形式本身就具备规避保护职工权益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从制度上做比较大的变动，来消除派遣工制度的漏洞，“以防止企业有滥用的动机”。

    提高劳务派遣公司的准入门槛，加强监管，也是治乱的重要抓手。执法检查报告提出，要依法清理和取缔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备相关经营条件、违法派遣、损害劳务派遣人员权益的劳务派遣单位。

    “不是什么人、什么机构都可以办劳务派遣公司。”郑功成指出：“现在这方面问题不少。一些派遣公司并不具备资质，被派遣的劳动者得了职业病或者出了工伤事故、领不到工资，两边都不管。这方面的监管应该作为一个重点。”

    事实上，劳务派遣单位作为一种经营劳动力的特殊用人单位，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了行政许可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透露，我国也将借鉴国际经验，探索行之有效的监管办法。

    对于广受关注的“同工不同酬、同制不同权”现象，郑功成设想，应当根据“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推进解决。他表示，由于历史原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就是有两种人，一下子实现同等待遇可能有难度。

    “但起码要保证同一年进来的人，不管是什么来源，都应该同工同酬、同制同权，逐渐由两个轨道并为一个轨道，走向平等。这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能够平稳地过渡。如果什么都不做，就会成为社会矛盾的风险来源。”郑功成表示。（本报记者 王逸吟 殷 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