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的时代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给《资本论》的各种版本写过七个序言和跋，这些序言和跋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提纲挈领、高屋建瓴的论述，今天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发展经济理论，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或曰商品经济。

    商品生产普遍化的条件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变革问题。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阐述了劳动力是怎样成为商品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如何进行的，是怎样剥夺小生产者和农民的生产资料使之变成雇佣工人的，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才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然而当代西方经济学似乎并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研究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研究正常的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微观基础，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只是一个特定阶段的现象，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之后的经济现象。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不研究生产关系的变革。例如，魁奈认为只有农业领域才是生产的，经济政策应当倾向于农业中的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大卫·李嘉图认为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马尔萨斯则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等等。

    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经济运行，但必须看到，任何经济运行都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例如劳资关系问题、企业制度问题、向穷人还是向富人收税的问题，这些本质上都是生产关系范畴的问题，只不过西方经济学用“制度安排”作了替代而已。

    我国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涉及大量生产关系调整的问题，例如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分配关系的变革。即使就目前普遍关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言，其中既包含着产品、产业结构的提升，更包含着生产关系的调整，比如：扩大内需、实现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等，无一不是生产关系问题。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经济运行，离开了特定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是不存在的。对当代中国而言，研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紧迫，不研究生产关系的调整就无法进行良性的经济运行。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抽象法就是从简单的范畴开始，从大量的现象出发，经过归纳总结，从中概括和抽象出规律性的东西。

    《资本论》通篇贯穿着抽象法。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的原因，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剩余价值的分配，虚拟资本的形成及其特点。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市场运行方式鲜活生动的论述，运用抽象法，由外而里，由现象而本质，概括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抽象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材料，是一种现象。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着重于数学方法，着重于建立模型，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时代背景和面临任务的变迁。早年的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在研究中都没有数学化，原因在于这些经济学家更着重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建设，而当时的社会也正处在体制变革之中，不用数学就可以完成，用了数学恰恰适得其反。而在当代，当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成，经济学的研究更着重于经济运行时，适当地运用数学，建立模型，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如果不加分析地东施效颦，甚至把经济学当做数学，那就失之偏颇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对数学方法持保留甚至批评态度。例如，数学成绩极好的凯恩斯就尖锐地指出，“把一组经济分析用符号的假数学的方法变成公式，加以形式化，其最大弊端，乃在这些方法都明白假定：其讨论的各因素绝对独立；只要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则此等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一扫而净。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家，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信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

    哈耶克也反对过分使用数学，他认为这已经给人带来了一种幻想，“现代经济学那些令人惊异的先驱们，16世纪的西班牙书院教师们，事实上已经看到了主要之点，他们着重指出，所谓的数学价格取决于这么多具体情况，以致人们永远不能知道它，只有上帝知道它”。罗宾逊夫人更是深刻地指出，“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

    当代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探索规律性的东西，因而更需要运用抽象法。即使我们要运用数学方法，就连数学模型所需要的假设条件也需要科学的抽象而不是凭空想象。离开了科学的抽象，连这些假设条件都不能确定。

    实践是经济学研究的源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除了指出他“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外，还强调，“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为发达。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变迁而来到英国，在英国亲历和感知商品经济的实践，阅读了当时关于英国研究的大量资料，历经40年的研究，写就了《资本论》。他之所以不在故乡德国进行研究，原因就在于当时德国落后，并不存在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不存在从中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可能。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也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是从分工开始的，分工理论在他的经济学中是枢纽性和奠基性的。他把劳动分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国民财富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些论述符合他所处时代的特点。他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经济效率主要来自于分工而不是机器。斯密长期生活在格拉斯哥，这是当时工场手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斯密亲自感知了分工带来的效率。没有斯密对分工的亲历和感知，就不会有《国富论》。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蓬勃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的原创性贡献，就是把已有的经济理论和中国的经济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概括。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