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之碎

    对于我们这一代城市出生、长大的人而言，关于瓦的记忆是破碎的。如果不是1969年，3岁的我随父母下放至乡村的经历，可能我的记忆里，连瓦的碎片都找不见呢。也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那个山村了，伏牛山的秋叶掩映的村落还是那么静寂吗？幼年的记忆中只有打谷场上的保管房是瓦房，还有小水街上的小学校。村子里一色的草房，包括生产队调配给我们一家的三间草屋，每到晚上房梁上总有什么爬动的声音，窸窣地响，村里人说老屋的蛇是养房的。留在记忆中的是抱着妈妈睡着的我，小小的蜷曲的身体，隔着时光的我看着她，仍然能够感到那种对于黑夜的焦虑。没有灯，就像没有瓦，一直用着的是由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出的光，那光在白墙上一闪一闪的，照出这个简朴的家。一张书桌，还有三个坐在“灯”下手持书本的人影，我的两年小学就是这样念出来的。4年之后回城，那个草屋不可能带走，远远的，虽然与别人家的屋子连成一片，却有些孤零零的样子。19岁再去，已念到大学的我站在后坡上，第一眼看到的老屋有些陌生，它翻新成了三间瓦房，新的瓦给人一种隔离的感觉，我凝视着它，听着它传出的新主人的卡式录音机发出的强烈音乐。那晚我们一家没有在村子里住，在乡亲家吃完饭就回了城。那个老屋就这样漂走了，在无可测量的时光中。

    上世纪90年代，因写《思远道》一书，我在河南各地关隘、商埠、古战场行走，尤爱在三省交界处流连，一辆吉普，在碎石的路上或枯干的河床行驶的感觉，总会硌疼多年后坐在都市华灯书桌前的我的心脏。走函谷关，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狭窄甬道，两侧的土垒中夹杂着层层的瓦片，碎裂的瓦片横竖不齐地镶嵌在壁立的土层中，陪同我的当地同志讲这可是两千年前的瓦，“文物呢！”并随手捡出几片递过来。正午的阳光打在他的手掌上，青灰色的碎瓦脊上的绳纹清晰可见。这几片我一直带回家，与记不清哪里的田野间捡到的那些碎瓦一起，放在我的书柜上，从写作中抬起头来即可看见。有时想，古语中讲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固然讲的是玉、瓦不同的质地，但是不是几千年来也误解了瓦呢？在动荡的春秋年代，瓦全玉碎之事常有发生，但多数时候战火波及之处，连“瓦全”也未必能做到呢。函谷关，在历史的记忆中只是战争的关隘、军事的门户，而很少人知道它还是老子骑青牛出关的地方，老子出关，隐身于那个乱世，只留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在自己身后，他的用意在哪里呢？函谷关多处只可腾挪一人身量的狭道没有答案，只有那些在岁月中碎裂的瓦片默然不语。十多年来，经历多次搬迁辗转，那些两千年前的碎瓦不知去了哪里。在这个深夜，能记住的仍是那一束正午的强光打在上面的粗细不一的水一样干涸的波纹，像我走过的河床的深底。

    新世纪那年，与8位作家一起走黄河，说是一起，临到行走时，却是单独的，各有各的路线。我的线路除四川外，黄河流经的八省全部要去，而重点仍在与任何旅游地相悖的乡村。在河南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子里，或者是已经被遗弃的村子的遗骸间——那些老屋再无人住，路人讲，都搬迁走了。到哪里去了？他指了一下远处，“那边——新村”。而我们却止步于这个老旧而了无人息的地带，半人的草丛划过腰间，那个青瓦顶的房子就在面前了，没有人知道它是谁，谁曾住在里面，谁又遗弃了它。曾学过考古专业的同行者讲，这是清代的建筑，怎么没有保护？我说，河南农村可能太多这样的民居了，自家的财产，丢了都不可惜，又谁来过问呢。考古专业的朋友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我们吃了一惊的动作，他向后倒了几步，又向前跑去，竟将一片带着瓦当的瓦从空中揭下，转身交给我。我迟疑着，小心翼翼地怕摔碎了它。他看出我的顾虑，指着房子说，下一次来，可能就见不着它了，所以你要留住它的一片瓦。回来后，我将这片长瓦放在阳台，又担心碰掉，便放在书柜下，它的体量实在太大了，放在哪里都不合适，也许它的最好位置还是在那片蓝天下的房顶上，可是我又如何理解那个“上房揭瓦”的朋友的话呢。

    推土机的速度永远快过盖房的速度，甚至快于写下这些感受的速度。瓦，终于大批地消逝，作为庞大的农耕文明国度的建筑面貌的承载者，它被另一些先进快捷于它的产品所代替，终于，瓦从物质而退为形式，变作符号，今天在安徽和江西的乡村还能看到它们，但也已是百岁以上的高龄了。直到有一天，我从一个专门收集瓦并给瓦盖了房子的朋友那里看到从不同岁月、不同地域汇集而来的它们。它们，在一个个角落里发着暗光，而在这暗光的映衬中，我选择了能够伸手可触到它的地方品着茶，一边翻看着另一个爱它们的朋友的摄影集——里面盛满了他这20多年从各地拍回来的瓦屋的照片。夕阳缓缓地滑过窗棂，照在那些遥远村庄的瓦房上，我知道，对于我刚刚出生的儿子而言，讲述它们的路径，只能是在这画册一样薄弱的纸上了。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散文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创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