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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10月25日 星期二

    绍英作为清末民初众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其日记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事件的某些细节。这些细节描述,以及当事人的感想,让我们看到生动鲜活的历史,实为难得的史料。

    绍英日记中的清末民初史事

    《 光明日报 》( 2011年10月25日   13 版)
    绍英像
    绍英日记原稿

        清末民初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大动荡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大转折时期。一百年之后,我们回眸这一段历史,不仅能从波澜壮阔的大事件中感受历史的脉搏,借助于近年来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各类文献,更可以看到处在历史紧要关头的人们的生活经历、所见所思以及切身感受,从而增进对历史的理解与体会。在这些新近公诸于世的清末民初史料中,晚清遗老绍英的日记,是重要且饶有兴味的一种。

        绍英(1861-1925),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字越千。初入仕途,以荫生资格任职于工程处。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前后,任职于步军统领衙门,办理警政。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次年授商部左参议,不久升任右丞。光绪三十一年(1905)奉派与载泽、端方等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临行遇刺,未能成行。随后署理商部左臣,擢任户部右侍郎、度支部左侍郎。宣统三年(1911)七月,署度支部大臣。清帝退位后,在溥仪小朝廷中任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政治态度平和,为官有清廉的名声,处事谨小慎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称绍英“恭顺”,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他勤奋好学,毕生留下日记40册,现存33册。绍英长期位居清廷核心,亲身经历了晚清皇族内阁、五大臣出洋、清帝退位、张勋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日记中对事件经过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庚子事变前后,绍英任职于工程处与步军统领衙门,他的日记中对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有简略的记载。绍英《光绪庚子年避难日记》七月廿三日条记载:

        阖家在西北小院暂避,日本兵八名来搜,索银表等物而去。

        满族亲贵绍英的家,在七月二十三日(8.17)遭到日本军队的搜查与抢劫。其他民居市肆,所受惊扰、劫掠与破坏,可以推知。

        绍英虽然并不负责外交事务,但对清廷与各国交涉的情形多有所闻,在其1901年的日记中有多处相关记载。比如:

        (二月)十四日。敬斋翁来,谈及各国已将二次祸首单交出,共九十余人,内有松鹤龄、俞廉三、荣伯衡、延锡之,又有胡廉访、长继超,皆革职,尚有发遣者、交中国查看者。又洋界地段事已派瑞良、乌珍暨顺天府派员会同查办矣。……

        所谓祸首,即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据二月十四日(4.2)日记,各国至少分两批提交官员名单,令清廷惩处。所谓“二次祸首单”,即指《驻京各国钦使续请惩办罪首照会》所附《查明确犯重罪应行严惩各员详单》,载于《西巡回銮始末记》。绍英所记的数人,均见于《详单》。

        各国公使在清单中详细列出要求惩处的官员姓名、职务及原因,涉及的人物大到蒙古王公、驻藏大臣与各省巡抚、按察使等高官,小到县令、哨官及平民百姓,将近100人;且一一指明应如何如何惩罚,重则斩立决、斩监候、革职、永远监禁、发往极边,轻则申斥。列强的颐指气使、趾高气扬,清廷的软弱苟且、束手无策,于此均可见一斑,读之令人扼腕。

        又如:

        (二月)卅日。早,至廉惠卿处。……又见赫税务司筹还赔款之章程,大抵谓洋税均已抵偿洋债,惟地税、常税、漕折、盐务尚可筹款,但须分年归还。看其大略,甚有条理。

        据这则写于二月三十日(4.18)日记,可知庚子赔款的还款规划,实出自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之手。

        绍英日记关于庚子事变的记载,虽不够系统,不过作者身份特殊,所记皆为亲身经历,一鳞半爪,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

        义和团运动后到辛亥革命的十年间,清政府为了化解严重的统治危机,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在民主革命思潮逐渐兴起的背景下,清廷为确保“皇位永固”,不得不接纳立宪派的要求,实施“预备立宪”。1905年,清廷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9月24日上午,五大臣率随员抵达北京正阳门车站,登上火车准备启程。不料革命党人吴樾乔装成皂隶,怀揣炸弹登上专车,意图炸死五大臣。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车身发生震动,触发了爆炸。吴樾当场死难,载泽、绍英受伤,出洋计划也随之搁浅。10月26日,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顶替徐世昌、绍英,仍分两路出洋。

        《绍英日记》的第十二册,为“出使日记”,记载1905年奉派出洋、行前准备、会见各国使节、遇刺辍行的经历。八月廿六日(9月24日)的日记,记载了登车遇刺的经过:

        廿六日。早赴前门东车站,会同泽公、徐大人登火车。甫登火车,忽闻炸炮一声,当时跌倒。随有家人扶出,身受伤七八处,惟左股较重。即至法国医院调治,同去者为服部先生。医士欧宜穆、沙荷德,调治甚效。暂在医院调理。

        又如,关于张勋复辟,绍英在其《兢业斋日记》中,对事件的经过有详细记载。其1917年7月1日的日记载: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一号/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卯刻六点,张少轩大帅率文武员弁进内,呈递请复辟奏折,并饬随员代拟上谕等件。见《内阁官报》。

        上召见张帅及文武随员毕,醇王爷亦到,遂阅所拟上谕。旋见张帅接洽一切,商定派张帅为议政大臣。办妥后上赏饭吃,在尚书房早餐。忆自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辞位,六载于兹,一朝光复旧业,固为可喜。然而后患方殷,尤为可惧,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也。……

        透过日记,满清遗老对于复辟的欣喜之情,由此可见一斑。绍英毕竟阅历丰富,深知复辟并非易事,因此告诫自己“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此后几天,绍英所记较为简单,似乎没有大事发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皇室在社会上实已不能有所作为,复辟大事只任凭张勋张罗。

        段祺瑞“讨逆军”誓师北上,张勋所统辫子军毫无招架之功;而逊清皇室对时局则始终没有清晰的判断,稍有异常就仓皇失措。绍英日记中记载:

        十九日。早,王爷请张帅至尚书房谈话,闻张帅有辞职之说。巳正,有飞艇一架自南苑飞来,抛下炸弹三枚,一在花园鱼池,一在储秀宫隆福门外,一在景运门内东南方,此弹炸伤二人,一侍卫承恩,一伊师傅轿夫。掷毕,飞艇向南飞去。……王爷令予至吴辟疆处,嘱其代为接洽,以停战为要。令陈师傅找王聘卿、梁师傅找梁嵩生说明,总以不再来飞艇为要。……

        “讨逆军”空袭故宫,引起皇室震动,慌忙四处托人接洽停战,目的不过是“不再来飞艇”。张勋此时计无所出,意欲辞职。复辟群丑的外强中干,于此可见一斑。绍英日记中类似的详细记述俯拾皆是,对于了解张勋复辟事件的发展过程,尤其是逊清皇室在事件中的作用,是颇为难得的史料。

        绍英的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众多历史事件,还详细载录了有关进奉赏项、祭祀礼仪、官场应酬、请托关说、家产处置、寻医问药、商号往来、股票交易等事项,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不失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经整理后的绍英日记,以《绍英日记》为名,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刘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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