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允我细斟酌

    因为做了光明日报的编辑，27年前我得以和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相识、往来，以至于最终有所交谊。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像王力、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先生等大师一级的人物。虽是大家，但与他们接触，或相互叙谈，我却毫无拘谨。这倒不是因为我过于放纵了自己，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矜持与傲然，言谈欢笑，总是自自然然，就仿佛是在与同辈的什么人相与切磋似的。

    而使我尤为感动的，是他们那谦逊的大家风范。这常常会使我斟酌其文的忐忑的心，生出些许的自信与快乐。

    王力先生是学界泰斗。他早在70多年前就写出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是我国现代汉语研究的奠基之作。我第一次到他家，是1984年。那时，他虽然已84岁高龄，但当我提出请他为专刊题写刊头字的想法时，他不仅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寄给了我。而要说起他为专刊的赐稿，在我，就更有许多宝贵的记忆了。

    1985年7月，有位读者来信提出：汉语词汇中的许多异形词，比如“其他”和“其它”；“交代”与“交待”等，到底怎样才合乎规范，或者是有没有必要这样区别，等等，希望予以答复。   

    我便想到了王力先生，写信请其赐惠。但不知怎的，写着，竟信笔给定了个文章标题：《“其他”、“其它”与其他》。

    信，发出了，我却突然感到有些唐突。本来嘛，做编辑是断不了向名家约稿的。但约稿，也只要提出个大的范围就可以了。这一方面是给予思忖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对人家的尊重，特别是像王力先生这样的大家，搞这种“命题作文”式的约稿，怎么说，也有些不大得体。

    为此，我心里一直在不安。

    不料，没隔几日，我就收到了他的文稿，不但“命题”未动一字，而且书写工工整整，还是毛笔的。

    事后，我找了个机会去拜访，顺便说了我的心理，有表示歉疚的意思。他却毫不介意，说道：“噢，那没什么，你是编辑，总还有你的考虑嘛！”

    他的宽阔与大度的胸怀，使我至今由衷地敬佩！

    是年底，他的身体状况日渐不佳了。但我并不怎么清楚，还是执著地索稿。而他，竟没有推辞地接连写来。1986年1月的一天，他寄来了又一篇应约的文稿，还附了短信说：

    巨龄同志：

    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收到很久了。今天勉强写了一篇短文，不知合用否。笔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烦你代为修改。

    此致

    编安！

王力

1986.1.21

    我真的不知道这文稿与短函竟是他给予“光明”的绝笔。当时，我只是在为其中关于“笔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烦你代为修改”的话所震荡着。他对于我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编辑的信任与尊重，真的令我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我想，我只有用更加认真的态度，更加审慎于所编辑的每一篇文稿的负责精神来报答了。

    吕叔湘先生是又一位语言大师。记得，1985年8月1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研究室来信，希望转载先生在专刊所发表的关于《做编辑工作不仅是文字问题》的文章，我向他报告，并顺便说到将要采用的他那篇题为《评半幅广告》的文章，提出其中的转录部分“可否采取一个办法压缩一下”，并随信寄去了在希望删去部分标有符号的那文章的小样。他看了之后，立即写下“同意”二字，复信给我，还特地在字旁画上两个圆圈，以示郑重和诚恳。

    我至今珍藏着他给我的信件，以及赐予专刊的手稿和经他复审过的他的文稿小样。那里有他自己字斟句酌的手迹，有我或其他编辑小动而他予以认可的记录。所有这些都显示着先生从不以大家自诩，不仅自珍、自重，也珍重他人，特别是珍重那对他文稿付出辛苦，忙于推敲的人的学者气度和品格。

    做编辑当然很辛苦，和人，而且是识文断字的，喜好，尤其是娴熟于驾驭语言文字的人打交道，难免会有斟酌的抵牾。但是，和大师，和善于遣词造句的真正行家里手打起交道来，却少有纠结与不安。

    张志公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基础教育的语文和外语教材编辑工作的主持人。我和他相识之后，往来最密，无话不说，以至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陈建民先生向别人介绍我时，竟说道：“这是张巨龄先生，是志公先生的高徒”，使我颇感惊悚。

    记得，当我的《语文教学初阶》、《作品分析与教学》和《诗词格律浅说》出版的时候，他不但欣然题笺，而且在《中学语文教学》杂志上撰文予以推介。对于我于他文稿的斟酌和更动，他不仅予以肯定，有一次，甚至说道：

    “巨龄啊，我不是当面奉承你，你的文字还真的不错呢！”

    “看您说的，”我立即表示：“我是学中文的，要是连话都写不通还成？”

    他连连摇着头：“不，我说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通顺的问题啊！”

    接着，便举了他认为是“特点”的、我的文章里的话分析着，以说明所以给我以这样鼓励的理由。

    大师们宽容、大度，绝无自恃的品格，就是这样的使我对于他们文稿小心翼翼的斟酌，都每每转而为一种职业的舒畅与温馨。

    噢，我又想起了古文字学家何建章先生。

    1988年，我的那本讲教学艺术的小书《语文·情趣·教学》出版后，曾送给他一册。他不但一气儿读完，还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读后记，将其中用错、写错的字、词逐一订正，让我受益匪浅，并免除了我后来将其收入文集时的谬误重现。

    一次，他寄来一篇题为《通假字的随意性》的文章，考证确凿，见地精深。我实在看好它的内容，但考证过多，行文似乎少了些作为报刊所用文章的起承转合的活泼。于是，我专程采访了他，在了解其写作意图和思路的基础上，决定将标题改为《通假字具有随意性》，并在其论点和立意的指导下予以改写。

    当小样排出，我拿给他看时，他一边拍手，一边兴奋地说道：

    “哎呀，哎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可我没写出来。”说着，竟竖起大拇指呼唤道：“编辑的伟大就在这里！”

    我赶紧表示着：“不敢，不敢，那是您文章的基础好啊！”

    呵，大师允我细斟酌。在数十年的编、采和写作的生涯中，特别是在大师和行家里手的文稿面前，我不仅学习到了他们对自己文稿字斟句酌的精益求精精神，也感受到了他人无以享受和比拟的文字排列组合技艺者的惬意、快慰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