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患者权益该如何保障？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精神卫生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承担共同责任，促进精神健康”。日前，记者在浙江省诸暨市跟随精神科医生，走近精神疾病患者这个特殊群体，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以及精神卫生管理情况。

    等父母老了，他们怎么办？

    每隔一段时间，诸暨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医生蒋宇晓都会到全市各个乡镇走访，他负责全市精神疾病患者的免费药物服用指导。在2011年“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记者跟随蒋宇晓走近了这个特殊的群体。

    2005年开始，诸暨市逐步落实社区精神疾病患者治疗康复工作，其制订的《诸暨市社区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实施细则》要求：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工作应遵循“在社区接受治疗康复的原则”，实行开放式管理。

    两天时间，蒋医师共走访了诸暨市6个村落的6户人家。在个体工商业发达的诸暨，村子外面都是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新建起的漂亮三层小楼。而穿过这一片新楼，里面是村中心的老房子，而我们要走访的精神疾病患者，就住在这片老房子里，6户人家情况大多如此。

    据统计，截至2011年上半年，整个诸暨市登记在册精神疾病患者6724人，免费服药患者1811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3581人，治疗2074人，治疗率57.9%。随行的诸暨市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治科科长俞柳燕介绍，大多数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条件普遍不好：“一户人家里有一个患者，由于要长期服药控制，基本上这户人家条件只会越来越差。而真正痛苦的也许不是患者，是他们的家人。”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都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神情冷漠。在一户人家，年迈的母亲并不讲话，用一双苍老粗糙的手紧握着患精神分裂症儿子的双手，眼里噙满泪水。

    6户人家中，有5户都是年迈父母照顾一位患精神疾病的子女的情况。俞柳燕说，这正是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结构。精神疾病发病期大多在青春期，他们发病后无法结婚生子，长期监护的责任，自然落在了父母的身上。

    俞柳燕说，他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随着父母的老去，这种家庭结构将变成只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而没有监护人的单细胞结构，到时候患者怎么办？ 

    “在精神卫生的服务体系上应完善医疗、康复、托养、社区等机构与服务网络的建设，对重性精神病患者重点解决生活和治疗问题。”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主任石其昌说，“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生活和治疗问题。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家庭在精神疾病患者生存和治疗中承担了远远超出他们负担的重要角色。”

    “精神疾病患者有形象大使吗？”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展开了“解开枷锁”、救治精神疾病患者的活动，但是对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而言，比疾病更可怕的，却是社会对这个群体的歧视。

    以诸暨市为例，全市现在登记的6724名患者人数只占全部精神疾病患者人数的2／3。那么，剩下的1／3在哪里？

    “一些年轻患者还没有结婚，不想让人知道，不愿意登记，也拒绝我们上门随访。”俞柳燕说，这部分家庭除了承受子女患病的苦痛、怕被人知晓后受歧视外，还要承担全部医药费用而不敢享受任何市里对精神疾病的补助。

    精神病人，一个让所有人熟悉但是又感到陌生甚至恐慌的群体。记者随机采访了10位市民，有8位认为，这个群体最让人熟悉的症状就是“疯”、“癫”、“狂”。

    紧随陌生和恐慌而来的，就是歧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院被叫做“疯人院”；诸多影视作品中也用灰暗的调子把精神疾病患者描绘成疯癫、狂躁的行凶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甚至还蔓延到了精神科医生的身上。蒋医师说，被人问起自己的职业，他会省去“精神科”3个字，只回答是“医生”。因为加上这3个字，听者的反应会全然不同。石其昌抛出来一个疑问句：“乙肝病毒携带者有形象大使，艾滋病有形象大使，精神疾病患者有过形象大使吗？”

    在世界卫生组织与卫生部的支持下于2006年完成的浙江省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情感性障碍、焦虑性障碍、物质滥用性障碍是三种最常见的精神障碍。在对精神症状的识别方面，大多数人群不能正确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浙江省普通居民对“怪异行为”和“自言自语”这些外显症状的识别较高；对“睡眠障碍”、“情绪低落”、“头疼”、“生活懒散”等识别较低，可见居民对精神症状的识别仍处于较低水平，对常见精神症状了解甚少。

    石其昌说，目前在全民健康教育中急需解决两大问题：“首先要普及有人得了精神疾病以后应该采取哪些正确方法，其次就是要关心精神疾病患者，反对歧视。” 

    “要做好，真的很吃力”

    在诸暨市，作为精神科医生的蒋宇晓只有7个同事，8名精神科医生中驻院医生5名，床位70个，而患者在80个左右。除了住院患者，他们还要定期走访全市接受社区开放式管理的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科医生工作强度和压力很大。蒋医师说：“现在国家免费服药，我们定期走访患者，这是好事，我尽力做好。不过，要做好，真的很吃力。”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而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在诸暨市疾控中心为记者提供的一份汇报材料中，“存在问题”部分列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精神科医师的缺乏：目前全市从事精神科专业工作的注册执业医师仅有8人，远远不能满足诸暨市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的需求。因此，引进、培养精神专科医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另外，要建立一支稳定的、有一定专业技术的社区精防医生专业队伍，每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业务培训，尽快让他们掌握常见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及社区管理，提高督导管理质量。

    蒋医师还有一个担忧：免费服药的药单都是市里面配，受经费所限，所配药物都是精神疾病经典用药，比如氯氮平因为副作用大已经不作为一线用药，但是现在仍被列入免费配发药物。现在要转换思路，把患者拉到免费服药的名单中来不一定是好事情，要把他们尽可能地拉出去，转到专科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2011年6月10日，讨论长达26年、承载了太多冀望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布并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有评论指出,这在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立法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促进精神健康，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基本权益，这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本报特约记者 鲍丰彩 本报记者 叶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