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忆吾师陈毓罴

    21年前准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我初次拜访了陈毓罴先生。那时先生年届60，正是一个学者最为成熟丰盈的黄金时期。待人接物亦沉静谦和，蔼如春风。初次见面，我坦陈自己虽然年过而立，仍然有志于学的心愿。承蒙陈先生予以首肯，还以前辈学者的名言勉励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让尚且不明晰治学之要义的我心中如有所悟，故将此格言一直铭记，以之为自励自策之药石。多年来，每当我功利心起，好高骛远之时，正是先生的谆谆告诫，让我的心境从热衷里撤退，回归严谨认真的治学本位。这就是未入师门之前，陈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

    在治学态度上，陈先生最为服膺王国维的见解。认为王国维所概括学界三弊，切中要害：“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必湔三陋始可言考证。”

    陈先生1959年留苏归来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就以王国维的训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言必有据，立论从不轻出，每一篇论文都是资料先行，从不写空头文章。一篇篇考据之文，既经得起资料与学理上的推敲，也可以经受时间的检验。以我多年对老师的了解与感悟，陈先生之治学风格，除了质实严谨，还在于那一份“担当”。进入文学所后，面临的课题是编撰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当时文学所已是人才济济，但明清段的力量还较单薄。陈先生这个刚结束在莫斯科大学四年研究生学业的年轻人也必须挑起大梁，他以自己的实力加努力，圆满完成明清段文学史的编撰任务。上世纪60年代红学论争热潮兴起，陈先生更是一展长才，迎接挑战，写出一系列有分量的考证文章。完成于1973年、直到1978年才得以发表的《曹雪芹轶著辨伪》（与刘世德合著），尤为厚重凝练，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论文奖”。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浮生六记》研究，更是陈先生众多成果中的扛鼎之作，解决了有关《浮生六记》研究的诸多疑难。在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军地位。正是由于学术上的建树，他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荣誉学部委员。陈先生为人一贯低调，从不炫才张扬。但是若社会与时代提出要求，先生就绝不会含糊犹疑，总是责无旁贷、勇挑重任。当投身学术研究之中，先生是完全忘我的，专注于析疑辨难、考证立论，不惮呕心沥血，犹如春蚕吐丝般无怨无悔。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里对于天下道义的一份真诚担当。

    作为学生，我们对于陈先生诲人不倦的师表之德有最为深刻的感受。他从不让学生做私事，包括搬迁甚至卧病，我们往往都是事后才知道。陈先生总是要求我们珍惜光阴，努力攻读；最期待于我们的是在治学道路上不断进步。对于身边的同行、朋友，陈先生也都是真心扶持、坦诚相见。年轻同事有论文发表，陈先生会比作者还高兴，从不吝给予对方以热情鼓励。回顾陈先生垂垂80年的一生中，治学既是全力以赴、不知倦怠；为人又是那样淳朴谦谨，永远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现今，这样的君子已经日益稀少。追忆逝去的老师，我辈弟子心中不仅有深深的崇敬，也有温暖的感动。

    先生素喜梅花、玉兰。每逢赏花时，都由衷欣喜。然而无论怎样的幽赏清趣，在先生而言，犹不敌读书为文之乐。了解陈先生的亲朋都知道，先生实乃天生一书痴。他一生长与书为伴，有暇必会终日把卷，难得走出家门，涉足街市，往往也只为寻书、购书。陈先生的一生几乎都在辛勤求知治学，直到辞世之前两月，还在认真撰写生平最后一篇考证文章。事情起因是一部古书。有位书商收藏一部《琉球国记略》，道听途说，认为是《浮生六记》的流失残卷之一。于是找到陈先生，请他写论文予以论证。然而论证条件明显不足，陈先生予以婉谢。书商不甘，接连搬出政要、专家多人，认为他们既已有了“定论”，陈先生又何须多疑？但是这都没能影响陈先生的判断，仍谢绝了对方的要求。后来，陈先生经过认真考察，反而发现一些能够证实此书并非沈复所作的证据，于是决定撰写论文阐释自己的见解。在论文写作中的4月里，陈先生突发心梗，入301医院救治。出院后，身体尚且虚弱，陈先生却又不能自已地投入论文撰写中。可以想象，老先生是在用残存的生命力进行最后一搏。论文脱稿刚两月，还未来得及刊出，陈先生就遽然辞世。犹如啼血杜鹃，将学术之歌鸣唱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陈先生对于人世的告别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轻盈宁静。2010年9月15日清晨起床后不久，陈先生忽觉有些气短，一面对师母诉说，师母就忙着去开启吸氧装置，就在此时，陈先生仰靠在沙发上，停止了呼吸。我们在为失去恩师而痛苦之后，听到师母描述老师的生命居然结束得如此平静安恬，又不禁平添几分安慰。人生的过程自然重要，能有个好的终结，那也是一种难得的福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是有福的。如今先生辞世已近一年，谨以此文作为馨香一瓣，敬献于先生灵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