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李长之的“感情的批评主义”

    李长之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和吴组缃、季羡林、林庚并称为“清华四剑客”,生前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的批评精神纯洁而明净,他的批评文字常随自我激情而动,而不肯用书评充当交际的工具。如果被人际利害所牵扯,批评文本就会失去自由精神的滋养,随处可见的是不疼不痒之辞。

    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批评精神的匮乏直接导致了真学问的流失。他说:“学术成绩与人缘的比重,往往难分轩轾,是以平时以不批评为圆通。”书评家人缘过好是可疑的,因为好的书评总是直言不讳、一针见血的,含糊其辞、左右摇摆、四面圆通的暧昧文字、滑头文字以及圈子批评、人情批评令人厌恶。

    李长之的批评精神率直而真诚:“凡碰到好作品,我是常有这样的感觉,天地间竟有这末（么）好的作品么?太好了,非表彰那好的不可!反之,坏作品,便觉得毫不能忍耐了,这就非痛骂不可,非批评不可,这是我的所以批评。”鲁迅先生说:“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李长之是鲁迅批评精神的承继者。李长之在谈到那些陷入八股境界的鲁迅研究者时说:“这些研究者对于鲁迅并不真的爱好或崇敬,只是或者震于权威,或者牵于流俗,或者幕于势利,言不由衷,当然不会有好文章了。”

    批评家不是冷静的旁观者,更不是麻木的看客,他不仅要参与到深刻的阅读之中,而且还要通过解读作品,对时代的精神价值乃至人类命运进行反思。李长之称自己的批评主张为“感情的批评主义”,“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李长之所谓的感情智慧是通过对作品的深刻理解来消解技巧上的、形式上的隔膜和肤浅。李长之将感情的批评视为“把带有自己个性的情感除开,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书评作者的激情来自对评论对象的“同情之理解”。而这种深刻的理解不但来自透彻的阅读,而且还与书评者的真诚率性密不可分。

    书评者与原作者是潜在的精神合作者,这种合作应当出于心灵之约而非利益共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我们不应该对作者发号施令,而应该设身处地为作者设想——成为作者的合伙人和同谋。”李长之在谈到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时,喜欢用“合作”这个词。他说:“大作家和大批评家是如此合作着的。大作家把了解人类的心胸摆出来;大批评家却是把了解作品的头脑呈献着。同是伟大的工作,同是人类的导师。”这种合作是内在的,其契合点在于精神启蒙。为了这一共同的精神目标,作家与批评家沿着各自的精神路径行走,去放纵着各自的个性与才华。个性才华越是洋溢,合作越是充分。

    批评家的使命显然不是在命运的沉浮面前发出无奈的悲叹,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发现生存的动力和生活的意义。李长之的书评观与其浪漫主义的批评精神一脉相承。读他的书评,能发现有一团心灵的火焰在燃烧,爱憎分明,情感炽热纯粹,而且这种情绪并没有干扰他的理性判断,反而使他的观点更加鲜明和形象。

    在评论郭沫若的《屈原》时,李长之有过一段激动而精彩的论述:“家破国亡,投水而死,这不是屈原!留下遗书,凭人哀悼,这不是屈原!凡成为一种高尚的道德,是人人可行而无碍的,从那些浅薄的形式上找不到道德,独独那种不妥协的武士精神,对于美和善之热烈的爱护,悲天悯人的博大精深的情感,这才是道德的所在!”如此酣畅淋漓的诗化语言,令他的评论文章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