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与考古发现的矛盾
大家都认为“化干戈为玉帛”出自《淮南子·原道训》,故事与大禹有关:“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单单从这段记载来看,在尧舜禹的时代,已经有许多的“玉帛古国”了,而且已经有了“诸侯”和“甲兵”,所有才会有“化干戈为玉帛”的成语。
但从中国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文献记载来看,那时的“玉帛古国”应该没什么“干戈”,祭祀才是当时最主要的社会行为,即所谓的“有祀无戎”。至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连祭祀带打仗,应该是商周的事情。
那为什么“玉帛”会成为古国(或者方国)与和平的象征呢?我们就以良渚文化为例来说说。发现于1936年的良渚遗址和以此而命名的良渚文化,以江苏、浙江的太湖流域为中心,是长江下游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遗存,大体处在距今5300至4000年之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阶段。
“化干戈为玉帛”
——造个词来盼和平
关于良渚文明的衰亡一直有各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气候变化,干旱或者水患,给良渚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被迫大规模地迁徙。还有一种是战争说,当时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古国、方国为数不少,为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部落古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良渚本来很强大,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祭祀、修建祭坛、制造玉器等非生产性的劳动,导致国力日益削弱,被外敌消灭。然而战争的观点最没有说服力,因为即使被敌人消灭了,文化并不会消失,而且敌人也应该在这里重建都城,而不是留下大段的空白。
事实上,那时存在着许多的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只有当古国走向王国时,才发生兼并、资源掠夺和战争,只有“礼乐坏崩”后“尚武好战”之风才兴起。我国的文献上关于尧舜的记载大多是尧天舜日的美好生活,实行的是禅让制,根本不需要战争和武力来实现王朝的更替。而从炎黄开始,关于战争的神话与记载才频繁起来。
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怀念玉帛时代,才会发明出“化干戈为玉帛”这句成语吧。考古发现也证明:到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的盟誓确实是写在玉石片或者帛书上的。1965年在山西侯马发现的盟书就是刻在玉石片上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些本应该有盟书的坑内是空的,于是怀疑那些坑里埋的应该是帛书。丝织品不好保存,也许已经在岁月的长河中消失了。
说文解字
玉
说起良渚,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起玉琮王,想起它内圆外方的造型,那正是当时民众“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它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被看作是东亚新时器时代文化的象征。在良渚,玉器主要有琮、璧、钺、仗形器、管状器、珠、坠、玉粒等,分为礼仪玉器和装饰玉器两大类,而以礼仪玉器最有特色。考古学家认为,良渚文化中已经可以看到与玉相关的礼仪制度,高级墓葬中陪葬玉器非常普遍,等级制度也比较明显。在良渚发现许多大型礼制性建筑和高等级的祭坛,祭坛形制的一致性表明当时的礼制已趋于规范化,可能已经有相当多的祭祀仪式和专业的祭祀队伍,而玉器是主要的祭祀礼器。
帛
上世纪50年代末,在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属于良渚文化的纺织品遗存,其中包括一块被鉴定为最早的“绢织物”的纺织品。这块丝绢残品的材质是经过缫制的家蚕丝,说明良渚文明已经掌握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纺织技术。事实上,种桑、养蚕、缫丝和纺织都是十分复杂的技术活动,在烘茧技术出现之前,蚕茧的保存期很短,根本不可能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物质需要,只能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关系。帛是与玉可以相提并论的礼仪用品,在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还有祭祀“蚕神”的甲骨,在《周礼》及《礼记》中都有祭祀“先蚕”的记载,在《论语·阳货》中也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的说法。
干戈
考古学家认为,干、戈都是与青铜时代的到来相关联的。考古学家李济曾说,没有青铜兵器也许就不可能有殉葬,因为杀人也需要得力的武器,只有杀人变得很容易才可能有大规模的殉葬。而且战争是有组织的武力冲突,在考古学上会有所表现,比如有防卫设施、有刀剑弓矢盔甲。但确凿无疑的战争证据在商代才出现。到目前为止,在良渚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为了战争而进行的祭祀行为,也没有出现围城或攻防等工事,在大型墓葬中没有陪葬兵器,也没发现以人为殉葬的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