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石,寸心

    中国人对印章的喜爱由来已久，熔铸在印章中的传奇和故事也源远流长。

    方寸之石的印章，有时是一国之帝王莫大权力的象征，有时则是一介书生自我心灵的归所。寄情于物，托石言志，把充溢胸臆的情怀转移到可触可观可琢可磨的石头上，既是一种精神的遁逃，也是一种激情的释放。于是乎，有人选石为材，有人雕石为印，有人拓印于纸，有人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那一枚枚小小的石头，令人产生了无限的乐趣和兴致，也演绎了许多的离合悲欢。

    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独称“玺”，臣民只称“印”。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其实，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才盛行石章。用于制印的彩石主要有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林石等，而寿山石中的田黄石具有细、洁、润、腻、温、凝等“六德”，又很稀少，为印石中的珍品。

    清代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等皇帝将田黄石视同拱壁，把它用于刻制玺印，尤其是乾隆皇帝更有收藏田黄的雅好。末代皇帝溥仪在被逐出故宫的时候，偷偷把一件宝贝藏在了棉衣里，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件宝贝，正是乾隆皇帝的私人印章——乾隆田黄三链章。

    说到田黄印章，咸丰皇帝曾经也有一枚印文为“御赏”的田黄印玺。不过，他还有另一枚白芙蓉石刻成的印文为“同道堂”印玺。事实上，这两件心爱之物作用非同一般：“御赏”作为“印起”；“同道堂”作为“印讫”；“印起”和“印讫”必须同时加盖于圣旨上，这道圣旨才能生效。这其实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咸丰皇帝在位时用这两枚印玺平衡东、西两宫权力的良苦用心，同时也体现了他的一种无奈。公元1862年，咸丰在热河临终前将这两枚印玺赏赐给了皇太子载淳和慈禧皇后。

    读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被沈复与芸娘“庸俗而深情”的生活深深打动，两人结婚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必握手问曰：“何处去？”芸娘主动给沈复纳妾，沈复谢绝，她依然微笑着物色。在那个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每每沈复出门远行，书信就成了二人寄托相思的唯一方式。于是沈复专门刻了两方“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图章，夫妇人手一方，在每封书信的落款深深烙下这份痴缠。令人哀婉的是，即便是如此“郎有情，妾有意”，真爱仍是免不了忧伤的宿命——一旦爱，便会企望相守，无法相守便注定哀伤；一旦相守，便会企望永恒，然而这世上又何曾有过永恒。芸娘最终早逝，留下沈复一个人握着两枚印章和片片回忆孤独终老。

    将目光回溯，明代有位女诗人，因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句而心有戚戚，这位传奇女子，正是才情在秦淮八艳之首的柳如是。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说：“河东君（柳如是）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

    陈先生所提及的李存我即李待问，曾官至户部尚书，文章卓然出众，书法飘逸俊秀。而李柳二人之间，也有一个关于印章的情感故事。

    柳如是与李待问有过交往，但终未能心心相印、共约白头。分手之际，李待问送给柳如是一枚玉石印章示别，印文是亲手所篆“问郎”二字。天各一方的日子里，柳如是始终珍藏着这一方“问郎”，一如珍藏这段缘浅情深的遗憾。

    崇祯十三年冬天，柳如是身着男装拜访清初诗坛盟主之一的钱谦益，她清谈如流泉，雄辩似利剑，使钱谦益大为叹服。次年夏天，钱以嫡聘之礼迎娶柳如是，让漂泊多年的柳如是终有归宿。戏剧性的是,三年以后，钱谦益在南京宴客，恰好李待问也在被邀之列，柳如是听说李待问在座，遣侍女代她奉还了那枚珍藏了许久的“问郎”印，了却这一段情缘。诗人王沄感于此事作诗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

    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郞来。

    惘然相忆，对年轻时的经历未必不珍惜。只是彼此都明白，情随境迁，当年那一段情事早已如逝水不复，万法随缘，人生太多感怀只能珍藏在心底最深的角落。

    石头永不腐烂，不知道这枚“问郎”今天流落到了何方。不管怎样，寸石上的寸心，今天我们仍盼望读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