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为何越减越重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在教育领域,“减负”不是一个新问题。长期以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却在“减负”声中越减越重,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顽疾”。

    对此,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认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已成为家庭负担、社会负担,成为一种社会病态,“减负”刻不容缓。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认为,“减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家长要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要互相埋怨和指责。 

    八成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片面的政绩观与用人制度是孩子课业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孙云晓:首先要确认,当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是很重的,有人认为并不重,是不对的。我们研究中心10年来对全国中小学生对比调查显示,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情况越来越严重,1999年,近50%中小学生存在这一问题,但现在达到近80%,上升幅度惊人,城乡都是如此。近年来我比较关注性别教育,发现男孩因为发育晚,理解力达不到,承受的学业压力更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女孩就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现在痛经成为中学校园常见病,这与女孩睡眠和休息不足、学习压力大密不可分,最严重的是某省3例女生高考后出现闭经现象,经检查为卵巢萎缩。这些只是冰山一角,中小学生的负担已成为家庭负担、社会负担,成为一种社会病态。

    张志勇: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周恩来就提出减轻学生知识学习的负担,强调进行教材改革、教学改革,增加体育活动。我小时候上学,课业负担远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重。为什么我们改革了30年,教育发展了,条件改善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孩子们的学业负担却越来越重?我个人认为,政绩观是主要原因,一些地市和县市领导一说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看升学率,一说到评价和考核,还是看升学率,把教育事业等同于经济和GDP,这种片面的政绩观绑架了教育,绑架了孩子。只要党政领导将升学率看得高于一切,将教育与人的发展切割开来,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学校、校长,都无法安下心来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是一切按领导的意思办,因为这样风险最低,否则就不好对领导有交待。

    孙云晓: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用人制度、用人导向有问题。现在用人单位以文凭取人,如果没有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很难找到工作,如果不是名校毕业,就很难有好工作。这种高学历就业、高学历用人成为一种趋势,其与中国人“争做人上人、出人头地、光耀门楣、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又呼应在一起,影响深远。老百姓是很认实际的,我们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很多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83.6%的中学生父母希望孩子在班里考前15名,对小学生的要求就更高,这显然是不可实现的目标。也是在这种导向下,升学率成为评价一个学校好坏的最重要标准,著名学校只要升学率下来,大家就都不认为它是一个好学校了。相关部门的政绩观也与此相伴而生。所以,课业负担过重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是几种力量汇合起来的结果。

    学生负担过重与违背教育规律相辅相成,拔苗助长,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国家推行素质教育,本意是减轻学生负担,但却出现了将素质教育曲解为特长学习的现象

    张志勇:学生负担过重与违背教育规律相辅相成。当前教育中出现的拔苗助长现象,也在加重中小学生的负担。一些幼儿园提前学习小学课程,在一些培训机构里,小学低年级学高年级课程,高年级学初中课程的现象非常普遍。学校也在破坏学制,初中三年,只用两年半完成所有课程,高中三年,只用两年完成所有课程,这种违背课程方案,赶进度的做法,在加重学生负担的同时,制造出大量差生,差生只能去补课,越补课越没学习兴趣,越没学习兴趣学习越差,造成恶性循环。

    孙云晓: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幼儿不适合进行系统学科教育,认字算数,游戏、运动、观察和思考,更有利于幼儿身心发展。但是,一些父母为了让孩子在选择小学时在考试中占先,一定让孩子接受学科知识的学习,一些幼儿园害怕失去生源,只好按父母们的意愿办事。这真是太可怕了,这是人之初啊,对学习痛苦和扭曲的体验,怎么会让他在长大后对学习产生兴趣?幼儿教育小学化,不仅对幼儿身心发展是个伤害,也是对民族创造力的伤害。

    张志勇:这些年国家推行素质教育,本意是减轻学生负担,但却出现了将素质教育曲解为特长学习的现象。学生除了完成校内课程,还在校外参加各类特长培训班,学习琴棋书画等特长,考取各种证书,现在甚至奥数、英语也算是特长学习,一些孩子的夜晚、周末、寒暑假都要到培训班学习,使他们的负担愈发加重。教育是由学校、社会、家长共同来完成的,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家长也有一定责任。就拿特长学习而言,家长对特长是有误解的,特长与天赋和兴趣有关,如果仅仅将特长学习作为升学的砝码,不仅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反而会使孩子陷入更沉重的负担之中。

    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重要的是改变学生学习的状态、性质、内容、结构,状态是要看学生学得主动不主动,性质是要看学生有没有兴趣去学;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鼓励他们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张志勇:课业负担,主要还是知识学习负担,没有人说学校的音体美课上多了。对于学校来说,如果国家规定的课程都开不齐,把学生在校时间都集中在知识学习上,显然会让学生感到无趣和有负担。对于家长来说,在孩子走出学校的周末和寒暑假,应该进行一些非知识性学习,这类学习对孩子同样非常重要,但是,家长仍把他们推向补习班,孩子只不过换了个时间、空间,所做的事仍和在学校做的没区别,如果他们感兴趣还好,如果不感兴趣,也就变成了负担。其实,负担和有无兴趣关联密切,美国学生的负担也很重,但是他们不觉得有负担,就是因为他们以个人兴趣为前提。

    所以说,减负不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重要的是改变学生学习的状态、性质、内容、结构,状态和性质是一对关系,状态是要看学生学得主动不主动,性质是要看学生有没有兴趣去学。结构和内容是一对关系,不能只将书本知识视为学习,必须加入非知识性学习。只学书本知识会使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学习效率降低。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减负”非常重要。

    孙云晓: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就要鼓励他们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德国,就不存在学业过重的现象,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分流,一半以上进入职业教育,四分之一进入艺术类教育,准备考大学的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相对来说竞争和压力都不大。德国职业教育的出路非常好,用人制度是适合什么就干什么。德国产品质量在世界属于一流,与人才培养质量密不可分。中国目前也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很多人在内心并不认可职高或中专,甚至连大专也不认可。我们在职业高中调查,大部分学生表示他们知道职业教育很重要,职业教育也很适合自己,但是他们不喜欢职业教育,因为觉得丢人,抬不起头来。人们心目中还是那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学业、就业、成功之路只有一座独木桥——上大学,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每个人都有出路的,一定是个立交桥,适合什么就走什么样的路。因此,减负不能只在教育内部找原因、找方法,必须全社会共同想办法。

    地方政府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学校要以学生为本,推进教学和课程改革;要大力推行有独立资格的职业证书制度,在就业时具有独立效力,而不是“高学历+职业证书”

    孙云晓:沉重负担下形成的少数人成功,大多数人失败的机制,一方面给个人制造了大量心理危机,诱发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心理造成不好影响。

    张志勇:“减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家长,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要互相埋怨和指责。地方政府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学校要以学生为本,推进教学和课程改革。社会要主动承担起责任,更好地向学生服务,如加大小区公共图书馆和运动场馆的建设,让孩子放假了有地方可去,而不是直接被送进补习班。家长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有时间尽可能带孩子去博物馆参观,或是去旅游,加强孩子的非知识性学习。另外一方面,对于国家已经制定的法律、政策、规定,例如禁止在职教师有偿家教、补课,禁止学校按考试成绩排名次、小学入学、小升初禁止考试录取等,如果能够严格落实和执行,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孙云晓:我给“减负”开个药方:大力推行职业证书制度。这个职业证书是有独立资格的,在就业时就具有独立效力,而不是“高学历+职业证书”。我强调这一点,是我女儿在日本时遇到的一件事给我的启发,她的电脑坏了,电脑公司派来一名修理人员,很专业,把电脑修好了,这名修理人员是华人,不会讲日语,也没有什么学历,但就凭着他的专业特长,他获得了职业证书,从而实现就业。职业证书就要以职业为本,不要附加上学历、英语考试等等,那不又成了学历考试。成为全才的人究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在某一两个方面显示出才能,职业证书只要能证明他的这一两个才能就行。如果我们的用人制度以职业证书为准,而不是学历,不仅学生的负担减轻下来,用人单位也会少许多烦恼,毕竟目前用人单位也反映大学毕业生职业适应能力低的情况非常严重。

    （本报记者 王庆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