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如何守好不可移动文物

    “长沙市共有2608处不可移动文物，两年来事故发生率为0。”长沙市文物局副局长唐彬向记者介绍时，底气十足。

    两年时间不算长，但是“0”仍然让记者感受到了其中的分量——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大多数处于田野中。长沙市现有不可移动文物2608处，其中设有文物保护机构的仅159处，也就是说，这个0事故，是在近94%的文物点没有专门保护机构的情况下创造的。而这类没有设置保护机构的不可移动文物，特别是那种处于荒郊野外的，即使是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不少地区也处于疏于管理甚至失控的状态。像长沙市文物局这样，敢于如此斩钉截铁地打包票的，在全国没几家。

    那么，长沙的底气从何而来？

    纳入工作绩效考核

    如果在两年前，长沙文物局并没有这样的自信。

    从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长沙市发生了“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20座历代墓葬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其中，位于望城区、岳麓区交界处、方圆约6.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1座西汉古墓，后被确认为西汉时期长沙国王陵及其贵族墓，是研究汉代长沙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一系列重大案件的发生，使得长沙市认识到了田野文物安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2009年7月，在“12·29”系列案件成功侦破后，他们下大力气健全了文物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从政策层面上建立起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保障体系。

    当年9月，长沙市政府出台《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全市范围内每处不可移动文物点必须有专人值守，每年工作经费平均不低于4000元，文物安全管理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向记者介绍，2010年，长沙市、区县政府设立了共计1000万元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专项安全管理经费，其中长沙市级财政补助经费为300万元。

    为确保管理真正落到实处，长沙市还尝试建立绩效考核制度。比如,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管理情况纳入了政府的年度工作绩效考核，而且具有一票否决权：出现重大文物安全事故的，取消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在上一级人民政府的年度评先资格，对单位和个人实行行政问责制，使各级政府真正履行“守土有责”。另外，对区县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进行考核，按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安全状况等量化打分，分值与市财政承担的30%专项资金挂钩，低于60分者，取消市级财政专项资金补助；对文物保护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2010年，根据考核结果，全市共表彰了5个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和40名优秀文物保护员。

    建立安全责任网络

    处于公共地带的不可移动文物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也容易因管理上的疏忽而出现安全隐患。

    针对这一情况，长沙市建立了“市、区县、乡镇（街道）、村（保护员）”的四级文物安全责任体系，明确每级政府、每项工作的具体责任。市政府和区县政府、区县政府和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和村（文物保护员）之间分别签订《文物安全责任书》。各区县、乡镇（街道）的行政首长为辖区内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这样，层层负责的工作体系编织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文物安全网络。

    为确保安全网络中的每项责任都落实到人，长沙市还建立了文物安全四级巡查体系，实施守点文物保护员日查、乡镇文物联络员周查、区县文物巡护员月查、市级文物督查员抽查的四种交叉式立体巡查，及时掌握文物点动态信息。对一些重要文化遗产则采取重点巡查，层级盯防。如针对西汉长沙国王陵、明吉藩王陵等重点难点区域，除区县、乡镇和守点文保员的巡查外，市文物安全督查员还坚持了一周一督查制度。

    与此同时，加大文物保护宣传，让百姓了解和认同文保理念，也成为长沙市文物保护的一大经验。2010年6月22日凌晨，长沙市文物局接到电话，在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侧的地下水管改造工程中，发现一口埋藏简牍的古井，随后在古井中考古发掘出近万枚简牍。打这个重要电话的是一位工地上的普通建筑工人，足见文物安全保护工作深入人心的程度。

    目前，长沙市已建立了一支由教师、学生、公务员、医生、社区工作者、退休干部等自发参与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民众对文物安全工作的自觉参与，无形中拉出了一张保护文物的大网。“监护文物的眼睛多了，传递信息的速度快了，文物当然就更安全了。”长沙市文物局长曹凛说。

    从点到面、全民监管，安全责任网络在长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覆盖。

    896名文保员坚持巡查

    2011年7月26日下午3点30分，记者来到长沙市望城区庙坡山汉王陵，跟随这里的专职文物保护员张德明、罗国雄上山巡查。

    高达57摄氏度的地面温度，加上蚊虫无孔不入的攻击，让记者苦不堪言。而这一切对文保员来说，早已习惯了。上山的路是文保员用砍刀砍出来、用脚走出来的。他们一边用砍刀砍着两边的杂草，一边说：“草长得猛，两天不砍就看不到路了。”记者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看到脚边有一个直径三米左右、半人深的坑。他们说，这是一个未遂的盗洞。当时盗墓贼正在挖洞，被夜巡的文保员发现，通报山下的公安值班室，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在庙坡山周边两平方公里范围内，有17座王陵，差不多一个山头上一座。除了5名专职文保员，每座王陵还配有一个由当地居民兼职的文保员。张德明说，今天记者上的庙坡山王陵是距公路最近的，最远的马坡山王陵往返得一个半小时。他们5人，分为4组，每天都要到每个王陵巡查两次，白天一次，夜间23点至次日凌晨5点一次。

    打开文保员随身携带的《望城区不可移动文物点安全保护工作记录台账》，记者看到，每天巡查都有认真的记录，谁来过文物点，文物点的状况如何，当然，出现最多的是“排查各点正常”。

    我国现行的是文物保护分级制度，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优先的保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后，大量未定级别的新增不可移动文物，虽然《文物保护法》明确予以保护，但由于数量大、涉及面广、缺少专门机构管理而存在安全隐患。而长沙市的文物安全基层末端守护机制，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像张德明和罗国雄这样的专职文保员，在长沙共有896名。从上岗第一天开始，他们每天都必须对自己负责的文物点进行两次巡查，确保文物万无一失。事实证明，末端守护机制对确保文物安全至关重要。

    正是因为有政策的保障，有安全网络的全覆盖，有点对点的监控，长沙市文物局才能够时刻掌控每一处文物点的安全现状，所以他们才能如此自信与自豪：2年，730天，2608处文物，0事故。

    （本报记者 李 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