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要突破“不为”与“不能”

    对话者:

    莫林虎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

    戴  清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我们常听到创作者们抱怨当下的文艺创作束缚太多,很多敏感话题无法介入。于是,“不谈国事”、回避重大矛盾和尖锐冲突,成为不少创作者遵循的潜规则。对此,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莫林虎在列出《假典型巨额亏空的背后——郑百文跌落发出的警示》、《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基金黑幕》等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采写的财经报道后指出:许多新闻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文艺作品,不少文艺创作者自缚手脚,没有看到脚下土地中的宝藏,没有勇气或没有能力给予发掘和展现。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也提出:很多创作者并未意识到文艺创作的自由存在于创作者的内心,是与责任、使命并存的。 

    文艺创作本应以其敏锐、感性的特点对时代作出审美的判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做得远远不够。文艺特别是严肃文艺创作在很多领域是失语的

    莫林虎:文艺应当是表达想象力和理想的,可是我们的创作者的想象力根本比不了现实生活体现出来的那种丰富。当下的文艺创作,很多难以与我们的现实社会进行有效的对话。换句话说,创作者写一个作品出来,没人搭理,那它的价值在哪里?难道就是几个评论家在那儿投几张票、弄一个奖就收场了吗?伟大的作品应引起整个社会甚至全世界的关注,从而引发大家深刻的思考。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着沧桑巨变: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体系、生活方式……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艺创作本应以其敏锐、感性的特点对时代作出审美的判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以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文艺创作做得远远不够。在纷繁复杂、众声喧哗的剧烈变革的时代,文艺特别是严肃文艺创作在很多领域是失语的。

    戴清:影响文艺创作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创作主体与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下文艺创作——文学、影视、戏剧等各个领域虽然取得了各自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艺创作的生态格局方面,强势媒介呈现的文化品格有待提高,大众文化的消费性乃至低俗化特征比较明显,以关注社会公共话题为核心价值追求的精英文化比较边缘化,声音微弱;二是在文艺创作的诸多领域,还没有出现一批能够代表时代文化艺术标杆的伟大作品。

    在当前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对于风生水起的社会变革,我国的严肃文学创作已经很难与现实社会进行有效对话,严肃文学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发言能力

    戴清:诸艺术门类中,中国电影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对现代科技的依赖也最明显。但在叙事上显然还差强人意,文化意识也相对薄弱,显示出思想性与技术性之间的巨大反差。小说、电视剧、戏剧等创作中,“向后看”仍为创作主流,老中国的故事、乡村田园叙事、家常里短等日常故事比比皆是,这固然和文艺的特质相关,很多时候,文艺就是一种回忆。但也可能和创作者无法与斑驳陆离的当代社会经验实现对接并进行及时有效的艺术转换有关。以文学创作而言,表现当下复杂的社会变革、积聚的社会问题,表现金融风暴、股市风云、企业转制、经济案件、医疗改革、教育体制等公共领域的重大问题,都具有相当的专业特色,不是泛泛的一句“深入生活”就能解决的。电视剧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当代中国经验特别是公共领域的改革剧、反腐剧不断萎缩,类型剧生态布局的发展趋向其实很不利于中国电视剧发挥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类型剧的发展让专业性日益凸显,谍战剧创新不足,不断效法、克隆美剧,其实正是向其高度的专业性及“复杂叙事”学习,但最终我们还是要提升自身的创新实力。

    莫林虎:创作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失去话语能力,我认为原因有几个:其一,文艺创作界人才的流失。20世纪70、80年代文艺界汇聚了社会精英人才,到了90年代,一批文艺人才放弃了文艺创作,转到了商界或其他行业。其二,社会巨变带来的商业化、世俗化,造成的浮躁、媚俗以及精神高度与深度的缺失。其三,社会巨变带来的中国社会诸多新的社会因素、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的出现,而作家的知识储备、理解能力远未达到与之同步的程度。著名作家李洱曾谈道,中国作家往往面临三种经验:计划经济时代的人生经验、市场经济时代的人生经验、经济全球化的人生经验,由于社会转型过于激烈,作家很难将这几种差异极大的人生经验整合起来,加以审美评判,进行文学表达。李洱的这一观点可以在近十多年的文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换言之,在当前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对于风生水起的社会变革,我国的严肃文学创作已经很难与现实社会进行有效对话,严肃文学失去了对中国社会的发言能力。

    当创作者主体由发达文人或文商构成时,这个创作群体是否还能保有反映社会问题的直觉和揭示社会症结的勇气?当创作者无形地将自己囚禁在物欲、流俗的樊笼之中,外在限制必然被有意放大,可能存在的创作自由也消泯了

    莫林虎:有人认为,我们文艺创作的外在环境还不够宽松,文艺创作受到诸多限制和压力。我认为,文艺创作会受到政治、宗教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历史上对文艺创作造成过扭曲与毁灭。但许多杰作,正是在这种不甚自由的外在环境中涌现的。原因无他,因为“审美是自由的象征”,创作者自身精神境界的深刻、广阔以及无以抗拒的超越能力,可以突破外在环境的有限性与不自由,从而达到对其心灵的无限自由的复归,创作出杰出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者,缺乏的可能恰恰是其精神世界的这种生龙活虎的状态,缺乏的是一种可贵的精神性的内在自由。    

    戴清: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自由,而只有相对的自由。回到现实,一个问题摆在眼前,这就是创作者们是否已经充分利用了当下已有的创作自由?或者说,在当下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中,作为创作者,你为这个时代的进步、发展付出了多少,提供了哪些有建设性的、有益的精神食粮?为这个社会的改造、为揭示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哪些积极的努力?或者只是一边在抱怨埋怨,一边在为粗制滥造的文学影视消费提供着一本又一本的糟书、一部又一部的烂剧,以更快地换取更高的版税和稿酬?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作家编剧们大多恰逢其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摆脱了贫穷,甚至不少人已快速进入新富阶层。当创作者主体由发达文人或文商构成时,这个创作群体是否还能保有反映社会问题的直觉和揭示社会症结的勇气?是否还有可能成为“时代的良心”?当创作者无形地将自己囚禁在物欲、流俗的樊笼之中,外在限制必然被有意放大,可能存在的创作自由也消泯了。

    “不为”与“不能”都将制约文艺创作,如何让被物欲浸染捆绑日深的心灵重获解放,保持对历史时代的反思,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步共振,可能都是造就伟大作品的前提

    莫林虎:从历史性的文学创作对比来看,西欧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财富不断积累、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日益激烈。在这种环境下,西欧和美国都渐次发展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成就了世界文学史的伟大篇章。作为现实主义文艺的一种,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对经济力量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作了深刻的揭示,对于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等作了鞭辟入里的表现。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左拉、刘易斯、德莱塞……欧美文学史群星璀璨。中国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一样,经济力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在经济力量中,国有资本、外来资本、民营资本形成既博弈又合作的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可是近年来我国却没有叙事性文艺作品如小说、电影、电视剧能够对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经济领域作出与其地位相当的反映。中国的严肃文艺创作要想重获应有的社会地位,就必须重塑内在精神世界,像当下我国的优秀新闻记者那样,像19世纪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直面斑斓而严峻的人生,激发出创作的内在自由,才能赢回曾经有过的荣誉。

    戴清:过去,一个人有文化素养和情感体验就可能成为作家,而在当代,只有这些就显得不够了,受众对阅读、观赏的要求还包括视听审美、智力挑战及讯息因素,这些特色恰恰是专业性和技术性所带来的。这也涉及一个“文随时变”的话题。事实上,网络时代似乎“人人都是艺术家”,但专业性因素的强化,让当代人成为艺术家其实更为困难。在分工日趋细化的当代社会,如何将复杂的专业知识、社会体验审美化、形象化原本就是一个难题。另外,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来看,总是要拉开一定历史距离,经过沉淀的艺术体验才能实现转换,这也让艺术地表现当代中国经验更为困难,在这方面,一些纪实报道已经走在了艺术创作的前面,但不能不看到艺术创作与新闻实录之间存在的实质差异。

    “不为”与“不能”都将制约文艺创作,其中如何充分开掘当下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中的巨大创作空间和潜质,如何让被物欲浸染捆绑日深的心灵重获解放,保持对历史时代的反思,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同步共振,可能都是造就伟大作品的前提。

    （本报记者  李春利  本报通讯员  蒋 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