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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1年07月28日 星期四

    明代建文叙事“复活”的文化意蕴

    王雪华 《 光明日报 》( 2011年07月28日   14 版)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为了掩盖篡位的事实,即位伊始,便着力清除有关建文朝的一切历史记忆。一是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在位的四年,代之以洪武年号;二是清除建文忠臣,将其视为奸党,榜示杀戮,甚至株连九族;三是禁毁建文朝官方档案,并重修《太祖实录》,使有关建文叙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几近湮没。成祖通过对原有文本的彻底删除和重新书写,意欲告诉人们只能说什么和如何说,以表明其得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此,建文朝史实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有关建文朝历史的叙事成为禁区。 

        朱棣或许以为经过此番革除,建文朝历史会消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有关建文朝的史实并未轻易消解,永乐驾崩之后,建文朝历史的敏感期也逐渐随风而逝。自仁宗朝起,政治形势开始松动,但官方态度的明显转向直到万历时期才出现。此时,神宗批准将建文事迹附载于太祖之末,恢复建文年号,此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朝的史书,人们对“靖难”和“逊国”之事兴致盎然,一再旧事重提。这一段被“革除”掉的历史,面临着全面“复活”。自中晚明直至清朝,士子们好谈建文之事,不少人抱有对朱棣的愤慨和对建文君臣的同情,再赋予自己对命运的感怀。显然,建文历史在中晚明所受到的高度关注,绝非仅仅是要保存一朝史实真相,或是只缘于人们怀旧的情感本能,有关建文叙事的再次出现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隐含着对成祖暴政的厌恶和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

        朱棣通过战争夺得政权,而要坐稳江山,还需要洗去篡位的指责,建立起子继父位的正统形象。为了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即位后的成祖对反对他的朝臣大开杀戒。他对拒绝为其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命人以刀抉其口,裂至两耳,最终处以磔刑,还制造灭十族的酷刑,祸及其朋友门生,坐党诛死者竟达873人,谪戍至死者不可胜计。直到万历十三年,朝廷释放受其牵连而谪戍的后裔,就有1300多人。方孝孺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对建文忠臣的残酷镇压,严重打击了明朝人对新政权的信心,以致明人谈及此事时始终存有同情建文忠臣之心,反过来也蕴含着对朱棣暴虐行径的愤慨之情。如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明史》卷三零八《陈瑛传》),连执行任务的御史都为之动容。嘉靖朝人吴朴批评成祖对胡闰进行剥皮实草的酷刑,“初以处墨吏,今以处忠臣,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一《少卿胡闰传》)尤其对于方孝孺一案,明人同情者众多。天顺间吏部尚书李贤赞叹道:“孝孺受业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天顺日录》)。嘉靖朝著名史家王世贞感慨说:“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万历朝地理学家王士性说:“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广志绎》卷四)明人的叙述,无不或明或暗包含着对成祖暴行的谴责。

        明朝人在事关建文叙事时,表面上或许不得不肯定成祖做法,如屠叔方所谓“永乐十一年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又谕法司,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来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至意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这显然是投鼠忌器的巧妙回避法。其实明朝人的弦外之音是在批评君主,他们尤其对成祖侮辱衣冠的行为深感厌恶。据宋端仪《立斋闲录》记载,成祖得位十一年之后,仍对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女眷进行灭绝人性的凌辱,其暴虐较之太祖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些史实的保存,透露出明人对暴君的不满。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对成祖的巧妙批评和对仁政的曲折希冀,而记载建文事迹的野史笔记在正德、嘉靖之后大量涌现,也颇能说明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和高度认同。

        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本是一个历史疑案,明人因为怀念与同情,才产生出众多有关建文事迹的记载,其中不少记载对建文出亡之事描写细致,形同眼前,真假莫辨。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并演绎出亡一说,这无疑投入了丰富的想象,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愿望。身处明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通过叙述这一话题,来化解部分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忧虑,获得情感上的认同。甚至可以说,人们在不断丰富建文的话题中,满足了自己对当下政治作出批评的意愿,表达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换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建文叙事只是一个题材,人们从中获得了某种共鸣,找到了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

        表达了褒扬忠义的社会诉求

        如果说对于士人而言,通过复活建文事迹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某些诉求,那么对官方而言,则始终存在着褒扬忠义的政治和道德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祖一脉帝系早已地位稳固,对忠义的传扬非但不会损害政权形象,还可有益于社会风俗。毕竟任何一个君主都需要奖励忠臣义士,倡导气节,而且越是步入社会急剧变化的中晚明,越是需要正风俗,砺节操。万历年间,广东道监察御史屠叔方的奏疏很能代表这一思想主张,他慷慨陈词:“臣惟君之立国,莫大于纲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义……若革除死事诸臣,实太祖培养正士,已蒙皇上恤录久矣,可不及今推广以慰忠灵,以作士气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在复活建文叙事的过程中,官绅士子们为了获得朝廷的许可,高举“褒扬忠义”的旗帜,为恢复建文史实寻找到了合理、合法的路径,获得了恢复建文史实的可能,显示出士大夫们具有圆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他们没有一味追究成祖的错误,甚至说建文忠臣姻戚之受牵连,完全是当时的都御史陈瑛恣凭胸臆,造成冤狱,令忠良抱恨。这不是大臣们对180年前发生的那场政治事件缺少洞察力,而是他们对最高权势有一种无奈与姑息。

        经过万历朝臣的一再提议,朝廷许可为忠臣建祠祭祀,恤录放还姻戚苗裔,恢复建文年号,为忠臣建祠,或附于本地的忠节祠。南京即建有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万历朝对建文忠臣的表彰,能否对日后易代之际的士人有所激励?方孝孺不顾一切赴死的行为是否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习的范式?崇祯末年南京城破时,户部主事吴嘉印正奉使出城,闻此事变,便回城拜谒方孝孺祠,从容投缳而死(事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四《松江府三·人物》)。但是,明清之际士人普遍认为,经过“靖难”、宦官之祸等事件的摧残,忠勇节义之气日渐衰微。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说:“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斫丧。嗣是而后,几番珰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夏峰先生集》卷四《大难录序》)建文朝之所以有数百忠臣,是源于太祖多年来对忠义的培育,到明亡之际,已少有忠臣义士。南明弘光朝工科给事中李清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昔殉主接踵,今从逆比肩。”(《南渡录》卷四)正是由于明亡之际风俗的衰败,由于缺少忠臣义士,就更有倡导节操之必要,这可视为晚明人之所以褒扬忠义的原因所在。

        历史再次证明公道自在人心

        时隔近200年,万历朝官方正式宣布恢复建文年号。此后,南明弘光朝追谥建文帝为让皇帝,庙号为惠宗,并追谥数百忠臣。尽管建文朝“靖难”、“逊国”之事已经远去,人们为恢复真相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但它毕竟昭示出历史真相无法永远遮盖,正如万历朝礼部尚书范谦所言:“今历年二百,历世十叶,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君者,其实不容掩也……窃意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纪载,而欲以建文之纪年作洪武之虚号,得乎?此其于势似亦有难掩者。”(《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 

        当年,建文朝礼部尚书陈迪被成祖凌迟处死时,在其衣带中得诗云:“三受天皇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明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他相信自己虽遭磔刑,但时间终能还其公道。当方孝孺亲见胞弟孝友即将临刑而潸然泪下时,其弟从容吟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方孝友劝慰其兄,千载之后,取义成仁的英魂定能回归故里。 

        后人在瞻拜方孝孺祠时,也无不向忠魂投以敬佩的目光。隆武朝御史杨文瓒有《拜正学先生祠》云:“一死贞心天地知,龙山崇建报恩祠。啼鹃十族甘为血,扣马千秋更有碑”(《明诗纪事》辛签卷八上),赞其忠贞之心有天地作证,扣马而谏为后世传诵。日后杨文瓒及其兄文琦也在宁波城的对清作战中慷慨就义。清朝乾隆皇帝曾对明末死难诸臣和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予以褒奖,并为建文忠臣建祠致祭,意在劝诫群臣效忠清朝。乾隆明确批评明成祖以藩臣称兵,阴谋夺国,而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虽陨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明通鉴》卷十三《建文四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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