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叙事“复活”的文化意蕴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为了掩盖篡位的事实，即位伊始，便着力清除有关建文朝的一切历史记忆。一是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在位的四年，代之以洪武年号；二是清除建文忠臣，将其视为奸党，榜示杀戮，甚至株连九族；三是禁毁建文朝官方档案，并重修《太祖实录》，使有关建文叙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几近湮没。成祖通过对原有文本的彻底删除和重新书写，意欲告诉人们只能说什么和如何说，以表明其得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此，建文朝史实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有关建文朝历史的叙事成为禁区。 

    朱棣或许以为经过此番革除，建文朝历史会消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有关建文朝的史实并未轻易消解，永乐驾崩之后，建文朝历史的敏感期也逐渐随风而逝。自仁宗朝起，政治形势开始松动，但官方态度的明显转向直到万历时期才出现。此时，神宗批准将建文事迹附载于太祖之末，恢复建文年号，此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朝的史书，人们对“靖难”和“逊国”之事兴致盎然，一再旧事重提。这一段被“革除”掉的历史，面临着全面“复活”。自中晚明直至清朝，士子们好谈建文之事，不少人抱有对朱棣的愤慨和对建文君臣的同情，再赋予自己对命运的感怀。显然，建文历史在中晚明所受到的高度关注，绝非仅仅是要保存一朝史实真相，或是只缘于人们怀旧的情感本能，有关建文叙事的再次出现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隐含着对成祖暴政的厌恶和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

    朱棣通过战争夺得政权，而要坐稳江山，还需要洗去篡位的指责，建立起子继父位的正统形象。为了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即位后的成祖对反对他的朝臣大开杀戒。他对拒绝为其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命人以刀抉其口，裂至两耳，最终处以磔刑，还制造灭十族的酷刑，祸及其朋友门生，坐党诛死者竟达873人，谪戍至死者不可胜计。直到万历十三年，朝廷释放受其牵连而谪戍的后裔，就有1300多人。方孝孺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对建文忠臣的残酷镇压，严重打击了明朝人对新政权的信心，以致明人谈及此事时始终存有同情建文忠臣之心，反过来也蕴含着对朱棣暴虐行径的愤慨之情。如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明史》卷三零八《陈瑛传》），连执行任务的御史都为之动容。嘉靖朝人吴朴批评成祖对胡闰进行剥皮实草的酷刑，“初以处墨吏，今以处忠臣，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一《少卿胡闰传》）尤其对于方孝孺一案，明人同情者众多。天顺间吏部尚书李贤赞叹道：“孝孺受业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天顺日录》）。嘉靖朝著名史家王世贞感慨说：“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万历朝地理学家王士性说：“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广志绎》卷四）明人的叙述，无不或明或暗包含着对成祖暴行的谴责。

    明朝人在事关建文叙事时，表面上或许不得不肯定成祖做法，如屠叔方所谓“永乐十一年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又谕法司，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来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至意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这显然是投鼠忌器的巧妙回避法。其实明朝人的弦外之音是在批评君主，他们尤其对成祖侮辱衣冠的行为深感厌恶。据宋端仪《立斋闲录》记载，成祖得位十一年之后，仍对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女眷进行灭绝人性的凌辱，其暴虐较之太祖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些史实的保存，透露出明人对暴君的不满。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对成祖的巧妙批评和对仁政的曲折希冀，而记载建文事迹的野史笔记在正德、嘉靖之后大量涌现，也颇能说明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和高度认同。

    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本是一个历史疑案，明人因为怀念与同情，才产生出众多有关建文事迹的记载，其中不少记载对建文出亡之事描写细致，形同眼前，真假莫辨。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并演绎出亡一说，这无疑投入了丰富的想象，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愿望。身处明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通过叙述这一话题，来化解部分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忧虑，获得情感上的认同。甚至可以说，人们在不断丰富建文的话题中，满足了自己对当下政治作出批评的意愿，表达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换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建文叙事只是一个题材，人们从中获得了某种共鸣，找到了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

    表达了褒扬忠义的社会诉求

    如果说对于士人而言，通过复活建文事迹可以表达他们内心的某些诉求，那么对官方而言，则始终存在着褒扬忠义的政治和道德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成祖一脉帝系早已地位稳固，对忠义的传扬非但不会损害政权形象，还可有益于社会风俗。毕竟任何一个君主都需要奖励忠臣义士，倡导气节，而且越是步入社会急剧变化的中晚明，越是需要正风俗，砺节操。万历年间，广东道监察御史屠叔方的奏疏很能代表这一思想主张，他慷慨陈词：“臣惟君之立国，莫大于纲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义……若革除死事诸臣，实太祖培养正士，已蒙皇上恤录久矣，可不及今推广以慰忠灵，以作士气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在复活建文叙事的过程中，官绅士子们为了获得朝廷的许可，高举“褒扬忠义”的旗帜，为恢复建文史实寻找到了合理、合法的路径，获得了恢复建文史实的可能，显示出士大夫们具有圆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他们没有一味追究成祖的错误，甚至说建文忠臣姻戚之受牵连，完全是当时的都御史陈瑛恣凭胸臆，造成冤狱，令忠良抱恨。这不是大臣们对180年前发生的那场政治事件缺少洞察力，而是他们对最高权势有一种无奈与姑息。

    经过万历朝臣的一再提议，朝廷许可为忠臣建祠祭祀，恤录放还姻戚苗裔，恢复建文年号，为忠臣建祠，或附于本地的忠节祠。南京即建有表忠祠，祭祀徐辉祖、方孝孺等人。万历朝对建文忠臣的表彰，能否对日后易代之际的士人有所激励？方孝孺不顾一切赴死的行为是否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学习的范式？崇祯末年南京城破时，户部主事吴嘉印正奉使出城，闻此事变，便回城拜谒方孝孺祠，从容投缳而死（事见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四《松江府三·人物》）。但是，明清之际士人普遍认为，经过“靖难”、宦官之祸等事件的摧残，忠勇节义之气日渐衰微。明清之际理学家孙奇逢说：“逊国当高皇培植之日，人人思所以报高皇，况值国运初开，未经斫丧。嗣是而后，几番珰祸，几番摧折，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夏峰先生集》卷四《大难录序》）建文朝之所以有数百忠臣，是源于太祖多年来对忠义的培育，到明亡之际，已少有忠臣义士。南明弘光朝工科给事中李清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昔殉主接踵，今从逆比肩。”（《南渡录》卷四）正是由于明亡之际风俗的衰败，由于缺少忠臣义士，就更有倡导节操之必要，这可视为晚明人之所以褒扬忠义的原因所在。

    历史再次证明公道自在人心

    时隔近200年，万历朝官方正式宣布恢复建文年号。此后，南明弘光朝追谥建文帝为让皇帝，庙号为惠宗，并追谥数百忠臣。尽管建文朝“靖难”、“逊国”之事已经远去，人们为恢复真相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但它毕竟昭示出历史真相无法永远遮盖，正如万历朝礼部尚书范谦所言：“今历年二百，历世十叶，朝野靡不知有建文君者，其实不容掩也……窃意天下万世，自有耳目，稗官野史，各有纪载，而欲以建文之纪年作洪武之虚号，得乎？此其于势似亦有难掩者。”（《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 

    当年，建文朝礼部尚书陈迪被成祖凌迟处死时，在其衣带中得诗云：“三受天皇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纶。千秋公论明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他相信自己虽遭磔刑，但时间终能还其公道。当方孝孺亲见胞弟孝友即将临刑而潸然泪下时，其弟从容吟诗道：“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回家山。”（《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方孝友劝慰其兄,千载之后,取义成仁的英魂定能回归故里。 

    后人在瞻拜方孝孺祠时,也无不向忠魂投以敬佩的目光。隆武朝御史杨文瓒有《拜正学先生祠》云:“一死贞心天地知,龙山崇建报恩祠。啼鹃十族甘为血,扣马千秋更有碑”(《明诗纪事》辛签卷八上),赞其忠贞之心有天地作证,扣马而谏为后世传诵。日后杨文瓒及其兄文琦也在宁波城的对清作战中慷慨就义。清朝乾隆皇帝曾对明末死难诸臣和建文革除之际殉节诸臣予以褒奖,并为建文忠臣建祠致祭,意在劝诫群臣效忠清朝。乾隆明确批评明成祖以藩臣称兵,阴谋夺国,而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虽陨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惭名教”(《明通鉴》卷十三《建文四年》)。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