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现。3月,《新华日报》全文连载了郭沫若写于三年前的《甲申三百年祭》。《祭》文秉笔直书,言说了明末李自成进京出京,由胜到败,39岁战死在九宫山的历史悲剧。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洞见到《祭》文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为此配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祭》文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4年后,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清晰可见。
在西柏坡,“进京赶考”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提醒和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
两年后,1951年底,天津。两声枪响,“李自成式”的人物刘青山、张子善因盗窃、贪污和挥霍国家资财,被判处死刑。
刘青山、张子善之死,为刚刚掌握全国政权的中共敲响了警钟。“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随后在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展开。新中国建立仅两三年,“两个务必”言犹在耳,执政的考验就变得异常严峻起来。
实际上,从1949年至今,执政的考验时刻伴随着执政党,并且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奇迹,为国家和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财富面前,在利益面前,在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前,少数党员干部失去了立场,丧失了方向,丢掉了灵魂,经不起考验,成为金钱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
实践证明,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经受住这四种考验,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的根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在剧烈变化着的客观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时刻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
精神懈怠,就是不思进取,萎靡不振、心不在焉、得过且过。能力不足,就是不学习新知识,不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工作无计划,缺乏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缺乏创新能力。脱离群众,就是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敷衍群众,对群众的要求和需要不理不睬、无动于衷。消极腐败,就是工作不作为,不履行职责,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搞腐败。
能否成功地应对这“四种危险”,是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一些党员干部,不能应对“四种危险”,在“四种危险”面前败下阵来,损害了共产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党员干部的整体形象,危害了党的执政地位。
“四种危险”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增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紧迫感。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平坦笔直、一帆风顺,我们还会遇到各种挑战。强化“四种危险”意识,需要我们振奋精神,做好应对挑战和化解风险的各种准备。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4000美元,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迈进。这个阶段正是利益结构多元化、经济结构升级的要求开始加大、社会矛盾开始增加的时期。经受“四个考验”,化解“四个危险”,提高执政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顺利通过这个“陡峭”过渡阶段的根本保证。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磨炼,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在这个中华民族优秀群体中,从来就不乏引领时代潮流者,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无数楷模,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以弄潮者的姿态,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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